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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峪镇高堡村 “红窝子”的故事

2020-09-15 15:38:45 来源:西安新闻网-西安晚报 作者:张天社 马小宁

 

 

西安,不仅是享誉世界的文明古都,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它也是一座具有革命传统的城市,在其中,发生了许多难忘的红色传奇故事,留下了不少珍贵的红色文化遗址,其中,在蓝田汤峪镇高堡村中,就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地下交通站,记叙着革命年代的传奇故事。

  汤峪镇位于西安市东南约45公里处,那里的汤峪温泉早在唐代已是长安名胜,有“桃花三月汤泉水,春风醉人不知归”的美誉。1932年11月下旬,寒气逼人,红军第四方面军1.6万余人在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的率领下,从柞水县曹家坪分两路出发,分别沿汤峪、库峪北出秦岭,进入关中。11月25日(阴历十月二十八日)午饭前后,红四方面军一路抵达汤峪镇塘子街,在街上住了一晚,次日便向长安县西行。

  2018年7月,我们“重温红色记忆,追寻革命足迹”调研队来到汤峪镇,想寻找当年红四方面军的宿营旧址。但塘子街在本世纪初已进行了整体拆迁改造,当年的老街道已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鳞次栉比的小洋楼。因此,红四方面军过境宿营的遗迹已难寻觅。据当地老人讲,当时,红军是自己生火做饭,与村民秋毫无犯。晚上,他们就睡在塘子街街道两旁的民房里或屋檐下。因红四方面军的战士多为安徽、湖北人,他们说话,当地人听不大懂。但红军购买粮、油、点心、草鞋、山货等都付钱,用的是西北银行的纸币、四川铸的铜板,还有袁大头等银圆。

  塘子街的红军宿营地虽已不可寻觅,但当地群众说,高堡村的薛俊礼家与红军有关联,薛家的老院子,是有名的“红窝子”。当地群众提供的这一线索,让我们意外地发现了高堡村地下交通站的秘密。



  我们来到汤峪镇高堡村薛俊礼家,适逢他外出,听我们说明来意后,其老伴立刻将他从外面叫回来。70多岁的薛俊礼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他说,他父亲叫薛平福,化名薛汉杰,已经去世,曾是一位地下党员。他家是党的地下交通站,薛汉杰(薛平福)与陕西党的领导人汪锋一直有秘密往来。他的爷爷奶奶也都帮助过红军,掩护过汪锋。说话间,薛俊礼拿来了过去的很多资料。

  薛俊礼的父亲薛汉杰曾在蓝田县城国立高级小学读书,汪锋也在这里读书,两人相识并成为朋友。1927年6月,中共蓝田特别支部(以下简称蓝田特支)成立不久,国立高级小学内也成立了蓝田县城支部,汪锋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薛汉杰大概也就是在这时加入了共产党。后来,大革命失败,陕西党组织决定加强群众基础较好的渭南、华县地区的工作。由于蓝田与渭南毗邻,蓝田特支就动员党的坚定分子前往渭华地区。蓝田特支通知薛汉杰说:

  “杰:请通知兰田坚定党,时刻注意安全,按时参加渭华工作,看后消毁。绝密。特支,一九二七年。”“杰”指薛汉杰,“兰田”是“蓝田”的通俗写法,“特支”就是中共蓝田特别支部,“消毁”即销毁,“坚定党”是指党的坚定分子。

  当时正处在大革命失败的紧要关头。第二年,即1928年初,陕西省委决定以许权中旅为基础发动渭华起义,并陆续派刘志丹、谢子长等前往加强党的领导。汪锋也回到家乡玉山镇(即许庙镇)街子村,组织民团准备响应。这时,薛汉杰动员家族同门薛云务、薛缠福前往参加渭华起义。起义失败后,薛汉杰、薛云务、薛缠福三人又回到了高堡村。

  由于国民党陕西当局搜捕起义领导人,汪锋被迫离开老家蓝田。薛俊礼听父亲讲,同年9月的一天,阴雨连绵,突然,一个身穿长袍、头戴礼帽、全身湿透的人来到他们家。薛汉杰一看,原来是汪锋,急忙招呼他坐下。薛汉杰的母亲王改娃立刻拿来薛汉杰的衣服让汪锋换上,并招呼他吃饭。汪锋说他发烧了,不思饮食。薛汉杰的父亲薛建义便在自家的二楼上铺了芦席,让汪锋隐蔽起来,并到野外采集中草药给汪锋治病。薛汉杰的母亲每天给汪锋送水送饭,晚上,薛汉杰就陪汪锋住在楼上。五天后,汪锋的病情逐渐好转。晚上,薛汉杰前去约同村另一个进步人士韩凤魁,二人以鸡叫为信号,起床后,二人将汪锋秘密送到白鹿原上。为感谢薛汉杰父母的照顾和帮助,汪锋曾给薛汉杰父母写下感谢的文字:“叔婶:楼上五天五夜,无微不至,本人终身难忘。钧治,一九二八年。”“钧治”,即汪锋,其原名王钧治,汪锋是他从事革命工作时的化名。如今,汪锋避难的这所老房子还在,三间瓦房,土木结构,二楼由木板建成,十分破旧,门上“宁静致远”几个字依稀可辨。我们专门上到二楼查看,看到了汪锋当年用过的那张芦席。

  渭华起义后,陕西革命处于低潮。但作为地下党的交通站,薛汉杰在高堡村的老家一直秘密存在着,薛汉杰便是蓝田地下党的联络员和交通员。1930年,汪锋通知薛汉杰要在他家召开重要会议:

  “杰:请通知蓝西党在你处召开会议,传达上级重要旨示。极密。王钧治,一九三○年。”“蓝西党”即蓝田县城蓝关镇以西的党组织;“你处”即薛汉杰家中;“旨示”即指示。能够在薛汉杰家中开会,足以说明这里是一个很安全的据点。

  1931年,中共蓝田县工委负责人汪锋又通知薛汉杰在康禾村参加紧急会议,原文如下:

  “福弟:接通知后准时在康禾村参加紧急会议,不得有误,绝密,销毁。王钧治,一九三一年。”“福弟”即薛汉杰,因其原名薛平福;康禾村,亦称康和村,在白鹿原上蓝田县孟村镇。康禾村的地下党一直很活跃,成立有孟村党支部,是蓝田县委下的三个支部之一。

  1932年11月,红四方面军经过汤峪镇时,薛汉杰受党组织指示秘密配合红军过境。薛俊礼曾经听父亲说,那时他家两边住满了红军,红四方面军的总部就在他家,许多红军战士进进出出汇报工作。第二天,红军离开时,他们蒸了两大筐馒头送给红军,让他们带上作干粮。说话时,薛汉杰还拿出一颗手榴弹让薛俊礼看,说是红四方面军留下的。

  1949年5月西安解放后,薛汉杰在麟游参加了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四军第11师,参加了解放兰州战役,曾立功受奖。

  薛俊礼说,父亲薛汉杰去世后,一次,他在老屋的楼上发现了一个箱子,里面有一个用油纸包卷起来的东西,掂了掂,很轻。他打开一看,原来是一些用破旧麻纸写的文字,即上面提到的会议通知等珍贵资料。

  如今的汤峪镇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高堡地下交通站,依然诉说着一段不同寻常的历史,折射出红色革命的艰难历程,内涵着不懈奋斗和追求的红色精神,支撑着今天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西安,这座荟萃古今文明于一身的城市,还有更多的红色资源需要挖掘,更多的红色遗址需要探寻,在这个过程中,或许你会惊喜地发现一段段不同寻常、震撼心灵的红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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