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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言李星先生

2019-10-18 09:06:42 来源:陕西日报 作者:程海

    我认识李星时,他刚从大学毕业,被分配到陕西省作家协会理论组工作,中等个儿,很敦实的身材,皮肤黧黑,目光沉静。仔细看,那沉静后面似乎有更大更广阔的世界,但感觉没有敏捷,没有机智和锐利,也没有天才的范儿。

  初次结识,我心里不禁想:此人能写好评论吗?

  那时我还年轻,他也年轻。我常常去省作协,也常常遇到他,温温厚厚的一笑,连几句寒暄都没有。后来,我出了第一本小说集《我的夏娃》,给文友送了一些,也给了李星。

  有不少评论家给这本书写了评论,李星也写了一篇短文,节录如下:

  “程海的小说不好读,但很耐读。不好读并不是因为作者故弄玄虚,有意设置语言的障碍,而是因为他既不靠曲折离奇的故事来吸引人,又不是客观地讲述生活事件的过程,直接告诉人们一个道理,而是将自己的生活体验、感受,充分地心灵化、情绪化,也就是高层次地审美化。心灵化的小说,包括散文、诗歌,都不可能供追求感官刺激的人来消遣,但却可能供具有自觉的精神追求的人去体味、去琢磨。

  “程海最先是以写诗进入中国文坛的。他的小说也具有诗的魂魄,包括心灵化、感情化,包括纯美而高远的意境,包括诗意盎然的语言。程海的艺术感觉能力和艺术想象力在当代中国文坛的作家中是一流的。他的小说题材不新、故事不新、人物关系不新,但他的描写和叙述却处处充盈着新意,新的感觉、新的想象、新奇的描写,让你惊叹不已。一个作家的本事在于对新的题材、新的人物关系、新故事的发现,一个作家的本事更在于敢在别人已经占领了的土地上耕耘,你有你的收获,我有我的收获,而且我的收获同你不一样,甚至比你的更有价值。程海有这个魄力,中外文学史上那些大家也都有这个魄力。

  “像他的诗一样,程海的小说也蕴藏着对家乡、对故土、对这片土地上的人的眷恋和热爱,迄今为止,他的小说还是以涉及乡土的为多,但他的小说风貌距所谓的乡土小说甚远,这是因为构成他小说灵魂的是一个视野开阔、站在人类所创造的思想和智慧的高处的现代知识分子对真善美的执着追求。真善美并不是一个新观念,从文学史上看,莎士比亚、雨果、屈原、司马迁都苦苦追求过,但是在现代社会的背景和人际关系中,它仍然具有更加特殊的意义,仍然闪烁着理性的光辉。将热情献给它,程海认为值得,我们也认为值得。”

  这段文字,是李星先生在我初涉文坛、出版第一本小说集时写的,也是李星先生在他很年轻时写的。在当时,我们俩都籍籍无名。让我感佩惊讶的是:这段文字直到现在,仍能俯瞰和涵盖我的全部文学作品。大巧若拙,大辩若讷。就因为这段文字,他让我刮目相看。

  我曾在1993年答《西安晚报》记者问时说过这么几句话:“李星平日口讷,非虚言浮语之辈,但我佩服他的文章,佩服他直指事物本质的能力。”

  后来我还在《陕西日报》的一篇文章中说:“我至今仍认为他(李星)是全国最杰出最有天赋的评论家之一。”

  李星在谈到我和他的友谊时曾说“两人之间,没有利益,没有权势这方面的交换”,是一种“干净的,纯粹的,精神的,文字的朋友”。他把他和我的友谊形容为俞伯牙和钟子期的友谊:“一个砍柴的,一个弹琴的,两个人之间的友谊,彼此了解,心意相通。那种友谊是高尚的,纯粹的,或者是审美愉悦的。”

  1991年初,我写完了长篇小说《热爱命运》,首先想到的,就是让李星先生写一篇序。因为从他给《我的夏娃》写的那篇短文,我就知道他懂我,他是我的知音。

  我拿着打印稿去找他,说明来意。没有任何客套,也没有拿任何礼品,也未讲一分一文稿酬,但他欣然接受,几天后,便写了洋洋万言的序。

  这篇序,更充分地展现了李星先生不凡的美学观和文学洞察力。行文高瞻远瞩,恢宏磅礴。他第一次提出我的小说是心灵化、情绪化的小说,创作手法是诗体浪漫主义,而且直言“《热爱命运》不仅切入时代历史的视角独特、表现手法独特,而且人物独特,甚至独特到中国当代文学中绝无仅有的程度”。

  让我感动的是,李星先生说这些话时并没有任何利益方面的考虑——我当时未送他一根烟、一分钱,他说这些话只是一种文学真诚而已。在当代,这种纯粹的文学真诚,何其少见。

  1993年,在轰轰烈烈的“陕军东征”文学热潮中,《热爱命运》在全国各地热销,发行近百万册,于是我的名字和李星的名字一起为千百万读者所熟知。这也许是对李星先生热爱《热爱命运》的一点微薄的报偿吧。

  现在李星先生已七十有六,且患有多种疾病,常常静卧家中读书,有时也写些评论、序言之类,只不过脚步有些蹒跚起来,但他雄心不减,听说我新近又写了一部长篇,便要我送去一读,并想为我再写一篇序言。

  老子讲,大德不德。我也改一句,大友不友。

  论理,在事业上,李星是我的钟子期,是我的真正的知音,这种知音往往旷世难求。他对我的著作所发出的声音,是他心灵的天籁之音,别人很难模仿,也很难企及。世俗对一个人的评价常常和时势、潮流、利益紧紧相连,而李星先生的声音却是远远超越世俗的,所以往往是孤独的,也不大容易被世人广泛理解,但这是他由衷的审美愉悦,风雨无阻,谁也改变不了。再说,他的评论文章与其说是写给我的,还不如说是写给他的评论事业的。我们个人之间,反倒是生疏的,隔膜的,无关要紧的。

  在所有友人当中,李星先生应该是我的大友,首屈一指的大友。但实际呢?实际上我和他很少交往。认识他四十余年,我只看望过他两三回,每次交谈也不过数十分钟而已,而和其他的酒肉朋友却常常是侃侃长谈、通宵达旦。每每想到这些,便不由愧悔,总觉得很对不起李星先生。

  大友不友,这便是我们两人之间的宿命。

  当然,我的其他交往,只要和事业无关,终会纷纷散入尘土,而和李星的交往,却会被文学永远铭记。

  我曾在几篇文章中说:衡量一个评论家是否成功,最主要的是看他是否为他的时代挑选出了最伟大的作家和最伟大的作品,如果他挑选的作家和作品是伟大的,那他本人也是伟大的;如果他挑选的作家和作品是平庸的甚至是渺小的,那他本人也必然是平庸的甚至是渺小的。

  对于未来来说,李星和我只是两个应试的学生,一切都需等待时间和历史的公正评判。(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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