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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哉教育 乐哉教育

2018-06-04 10:02:06 来源:西安新闻网-西安晚报  作者:西安新闻网-西安晚报 

——杨松轩创办“新学”的艰难历程

 

  最近再次拜读近百万字的《杨松轩文稿书信选辑》一书,深深地被外祖父为教育救国而艰苦卓绝奋斗的精神所感动。

  游学未经书院 “遂树一生不拔之基”

  外祖父杨鹤年(1872 —1928),字松轩,世居陕西省华州少华山麓的龙潭堡,出身农家。其父杨耀海治家教子有方,亲善睦邻,诚信尚义,捐资兴学,在乡间德高望重。逝世后,民国政府大总统黎元洪曾为其题赠匾额“乡国垂型”,并颁发褒奖令。对此,由蔡元培撰文、李大钊撰铭的墓表中也有记述。

  外祖父自幼聪慧好学,1893年以“通场压卷”的成绩考为廪生。正当他踌躇满志之时,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清政府被迫签订了《马关条约》,中华民族陷入严重的灾难之中。何以救国?外祖父深为忧虑,他在致田雨亭的信中写道:“值此时变,我辈读书,犹沾沾名利是图,岂不可耻可笑?”1896年,他毅然抛弃业已到手的功名,游学“未经书院”,师从刘光蕡(号古愚)。刘先生是陕西最早接受西方民主思想、主张维新变法的学者,与康有为并称为“南康北刘”。受其影响,外祖父与郑云章、顾熠山等先后组织成立了“友仁学会”“集义书社”,以“商谈国是,共述志怀”为宗旨。在刘古愚先生“论学重实验不尚空谈,做事尚实践不务虚名”的求实精神熏陶下,外祖父奠定了教育救国的思想基础。

  匡时以兴学 倾家亦无吝

  外祖父抱着办学兴国的宏愿,1902年在龙潭堡带头捐资,兴办了“蒙养学堂”。据《松轩年谱》记载:“(蒙养学堂)一切依新制组织,一洗私塾旧规,实为陕东新式教育之先河。”

  1906年华县爆发了“铁路麦捐”风潮,受仇视新学的坏人挑唆,数千人冲入学堂,捣毁学校。外祖父深感痛心,“学风竟至于此极,益信教育不可缓。”1907年农历正月的一天,他邀集顾熠山、刘经轩、郑云章等人在其妹所在的华州耐村大王庙开会,商议组织成立华州教育研究会,并筹备创立两等小学堂。大家对教育研究会章程及办学存在的问题一一进行了讨论,办学资金为二两银子,外公带头认捐;没校址,借校址;没学生,借学生。诸事商议完毕,一盏灯的清油也熬干了。外祖父的妹妹说:“二两银子一灯油,大王庙里开了个头。”这话被乡人传开了,杨松轩办学的故事遂流传于民间。

  很快华州教育研究会成立,外祖父被选为会长。之后,借耐村大王庙为校址的“华州教育研究会附设两等小学堂”(简称“教高”)也正式开学了,这标志着外祖父从事现代教育事业迈出了艰难的一大步,也是他从事教育艰辛历程的开端。1908年春,两等小学堂迁移到华州城内的少华书院。翌年,陕西提学使视察学校时,对学校有“陕西特色”之褒词。

  辛亥革命前,外祖父经同盟会陕西分会会长郭希仁介绍加入同盟会,被选为华州支分部负责人。1911年10月27日陕西军政府成立后,外祖父任教育司次长,因“诸事棘手,不能进行,无谓应酬,日不暇给”,不满两个月即辞职归家,仍理旧事。1913年,外祖父被选为省议员,后当选为副议长,“当时恳辞不获,责任攸关,只得勉为其难。”然而,因“不惯官僚生活而有悔意”,1918年6月,外祖父辞职还乡,专办教育,并表示终身不再介入政界。

  外祖父联络刘经轩、顾熠山、郑云章等10余人,群策群力,于1919年4月8日在“教高”的基础上创办“华县私立咸林中学”(简称“咸中”)。外祖父当选为校董会董正,肩负教高、咸中两校重任。他亲自负责筹措经费、建设学校、聘请教师等主要工作。1920年,陕西大旱成灾,哀鸿遍野,外祖父遂创办了“华县贫儿教养所”“贫儿工读互助学校”,并在教高、咸中实行“工读生”“苦读生”“免费生”制度,使家庭贫寒的学生得以入学,接受教育。

  1922年外祖父及同仁成立了“实业补习学校”,其中设有师范、农业、商业、工艺、蚕桑等科。值得一说的是,他们在学校里建立了园艺部,分面粉、蔬菜、谷菽、蚕桑、畜牧、车务六类,有记载说:“园艺部之设,与农业实验场相结合,既可供学生理科之实习,亦可备农业生产之实验”“略矫旧教育空虚之弊”。1927年,他们“改组两校(教高、咸中)为“咸林学校”,分附小、中学、师范、职业等部,乃陕东中小教育兼备的学府。”至此,外祖父革新教育的实践活动达到高峰,在陕西现代教育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外祖父一生不遗余力地创办“新学”,是基于他对教育之要义的透彻见解。他在“教育研究会”简章中说:“有教育之普及而后可以造就国民,东西兴盛之源,莫不基此。吾华当陕境东冲,学界竟奄奄少生气,实文明一大阻力……组织斯会,藉教育之普及以造就国民。”他在省议会关于教育的提案中说:“二十世纪学战之风潮鼓荡全球,教育发展之国靡不智且强,教育幼稚之国靡不愚且弱。”他在对教高、咸中学生的训词中指出:“学生为国家主人翁,将来国民程度增高在今日学生,将来国家地位巩固亦在今日学生。咸中组成目的,全在乎是。”外祖父在一百年前就提出:国家的强弱兴衰,取决于教育,这些精辟见解,同今天提出的“教育为本”的主张是一致的。

  阻力即助力

  在社会动荡的清末民初,在贫穷闭塞的陕西,在为学几乎皆私塾的环境中,外祖父要创办“新学”,必然要遭到各种旧势力的反对和攻击。当时仇学毁校事件不断,外祖父在《述办学廿余年所受之危险》一文中写道:“教高”初办时,“仇视教育者……声言不但要杀我个人,连同事诸人都要杀尽。人多劝我避开学校,我始终置之不理。”辛亥革命时,仇学的顽固分子借机发难,扬言“起手不起手,先走潭峪口(龙潭堡)。杀完不杀完,先杀杨鹤年。”一时风声鹤唳、人心恐慌,大家都劝外祖父远避,他却镇静异常,只身守校。1911年10月27日他因事离校,却发生了急变,“……群至教育会学校杀我,寻我不得,所有学校的器具、学生的衣物,约值数千元,皆被抢掠一空。”在咸林中学成立前后,他数遇地方军阀的诬陷和打击,几遭生命危险:陕西督军陆建章声言外祖父暗结革命党人郭希仁,要逮捕他;后任陈树藩诬陷学校与胡景翼的靖国军有关联,要通缉他;率“镇嵩军”祸陕的刘镇华欲以私通陕军之罪名拘捕他。外祖父写道:“前述各种危险,余皆坦然处之,辄过辄忘,且视为阻力即助力,并未稍懈我办学之志愿。”

  外祖父毕生办学,经费短缺始终是最大的困难,他说:“别人办学校,是先建校舍,请教员,然后招学生。我是先招学生,后请教员,再盖校舍。”他一贯主张“先办事而后筹款”。筹办咸中时经费十分拮据,他制定“集资规则”、编写《推销募捐奖劵演说词》、组织“募捐团”成员到集市宣讲,并亲自到各处募捐。即使如此,亦难解决根本。他在《咸中小识》中有记:“经济困难达于极点,多方募捐均无大效,未免令人心灰意冷。然天下事愈困难,愈有价值。”原立于咸中校内的《杨松轩先生纪念碑》记述道:“先生为永久维持这个学校,苦心孤诣地募资筹款,陆续购置校田百二十余亩,校具二千余事,建筑校舍三百余间。设咸林公储局、咸林医院,将营业所得,补助学校。经营算是备极艰苦了!‘阻力即助力’名言,实是那种环境的产品。”

  外祖父“费尽心血,努力教育,虽受万难,似不少挫。”“心不苦不甘,身不劳不安”。这样做其意何在?他在《教高八周年纪念感言》中说:“宗教家言,人生之幸福,莫过于为人类尽义务耳。鄙人与同志呕尽心血,日谋校事进行,亦是为人类尽义务耳。”1919年他在《致庆弟信》中写道:“吾兄弟之好为社会服务,殆如天性,大有不能自为节制之势……兄自省归来,已足半载,对于家庭无丝毫补助,专力于教育事业。费尽心血,耳近失聪,目近失明,身体较前瘠瘦已甚,兄毫不在意。”在《与钟健书》中写道:“余自省归来……教育会事、附设小学事、代办中学事、公储局交涉事、利济社改组事,均完全担负,然余自觉非此不乐也。”1928年10月咸林学校举行成立纪念大会,外祖父撰写的对联是:上为“苦哉教育乐哉教育”,下为“谤满咸林誉满咸林”,横额“从吾所好”。此联关于“苦乐谤誉”辩证关系的表述,意境高而寓意深,足见外祖父精神境界之高尚,也概括了他从事教育事业的艰辛历程。

  学校的主体在学生 学校的精神在教师

  外祖父办学培养目标明确,1910年2月他在《教高学堂成立纪念日浅歌》中写道:“尔等既然来到此,淬砺尔志气,振奋尔精神,高尚尔品格,锻炼尔身体,教科勤记忆,学规勉遵循。先生当尊敬,同学共亲爱,保全固有善性,消除习惯恶根。今日为好学生,他日即好公民……养成爱群爱乡爱国心,学成顶天立地人。”他把“吾堂有好学生”和“国家有好公民”看作是一体同根。让学生“学成顶天立地人”,学校的一切活动,都要为实现这一目标服务,因而“学校的主体在学生”。他在《咸中第四级毕业训词》中说:“以后无论升学与否,作何事业,毋坠品格,毋荒学业,毋长内乱,毋屈外力,毋反人道,毋忘母校。养成一种潜势力,可以自存,可以存国家,可以存社会,该生等好自为之。”

  要教好学生,关键在教师,因而“学校之精神在教师”。他把慎选任用教师作为办学之首务,在《咸中教职员任用规程》中规定了“任用教员应特别注意之点”,并指出:“教员应以自己人格为学生之表率,务期得到学生的信仰爱戴”“教员以增进学生学业,养成学生人格为要务。”

  为了延请德才兼备的教师,外祖父费尽周折。咸中初办时,欲聘请留日回京的华县人薛辑五任校长,除专函恳请外,外祖父还请在北京的多位知名人士劝其任职,以示诚意。另外,外祖父的儿子杨钟健在北京也多方活动,招揽人才。很快咸中聚集了一批优秀教师,如兴平的魏野筹(陕西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烈士),云南的王复生、王懋廷兄弟,天津的訾吟甘,渭南的蔡颂臣,陕北的常汉山,西府的韩叔勋等,他们教学认真负责,思想活跃,深受学生的欢迎。1922年,魏野筹因故辞职,外祖父先后三次致信挽留,充分体现了他爱惜人才、尊重教师的高尚情怀。他制定了《优待教职员办法》,对教龄较长、成绩显著的教师,给予奖励,极大地调动了教师的积极性,形成了一支稳定且实力雄厚的教师队伍。

  外祖父亲手为学校的各项工作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大到《咸林中学校章程》《咸林中学校董会章程》《学生通则》,小到像《操场规则》《理发室规则》等,林林总总有五十余种。值得一提的是,对学生行为要求有十二字箴言,诚——尚真实,不欺诈;朴——崇节俭,不奢华;强——有精神,不柔懦;明——多智识,不暗昧;勤——耐劳苦,不懒惰;谨——能慎审,不放肆;公——存忠恕,不阴私;平——得中正,不偏倚;慈——宏仁爱,不残刻;让——重谦逊,不骄夸;整——守秩序,不紊乱;洁——养清廉,不卑污,使学校各个方面的管理有章可循,井然有序。学校形成了良好的校风,咸林风范博得社会赞誉。

  为开阔学生的视野,开拓其思想境界,外祖父利用每日朝会,给学生讲述国内外大事、成语典故、农谚俗语和格言警句等。尤其是他在学生中组建了咸中教高市自治组织,制定了《咸中教高市自治规约》,“以练习学生自治,养成公民能力为宗旨”。还成立了新文学研究会、讲演团、新剧团、砺志社、同乡会等学生团体,学校俨然成了一个小社会,民主平等,气氛十分活跃,培养了学生的民主管理和服务社会的能力。这是他培养“国家好国民”办学思想的一个实践,也是咸林中学的一个特色。

  1928年11月30日,外祖父因脑溢血病逝于他瘁心创办的咸林学校,至他逝世时,学校“先后学生达两千人,毕业者五百有奇,留学国内外各专门大学者百数十计。”其中有不少后来成了专家、学者和社会活动家,咸中成为远近闻名的“陕东学府”。

  德厚教深

  今年是外祖父逝世九十周年。这里谨摘录当年的几位社会贤达纪念他的一些语句,以表我们对外祖父的深切怀念。

  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在《杨松轩君家传》中写道:“所谓以教育事业终其身,如君者洵无间然焉。”

  由南开大学创始人张伯苓撰文、滦县李书华(北平大学代理校长、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撰铭、于右任书丹,鄞县马衡(故宫博物院院长)篆额的《华县杨松轩先生墓表》(此碑现保存在西安碑林博物馆)写道:“总观先生生平言行,实不愧为时代之先驱。其治事才干,尤为人所难能。惜其毕生困斗于固陋之环境中,事事不可达其志愿,诚可慨也……先生之死,在西北失一办理教育之领袖,在中国丧失一服务社会之人才,而在余则少一教育救国之同志矣,痛哉!”

  “铭曰:‘阻力即助力’,百折愈前进。困极处之泰,逆来受以顺。二金作基本,乐育一时儁。‘集义’与‘友仁’,云从犹雷迅。唯以精诚感,能使盲聋奋。绸缪社会事,阐发修齐训。匡时以兴学,倾家亦无吝。龙潭不测深,太华无量仞。明德有达人,咸林驂之靳。”

  华县咸林中学撰《墓志铭并序》:“长眠斯土兮,正气浩然,教泽绵绵兮,于万斯年。”又铭曰:“灵秀之辈出兮,咸林为首。山川之永寿兮,松轩不朽!”

  于右任先生为纪念外祖父逝世三周年,题写匾额:“德厚教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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