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好,欢迎来到西安之子网,做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专题网站!

怀念旧版

 设为首页  加入收藏

    您当前所在位置:西安之子网 >> 文化资讯 >> 读 书 >> 张居正的悲剧:中国历史上的财政改革怪圈 >> 阅读

张居正的悲剧:中国历史上的财政改革怪圈

2017-07-20 09:43:05 来源: 经济观察报书评 作者:秦晖

张居正不是一个孤立的人。中国1949年以后、包括“文革”时期也一直在讲“改革”,但那时候讲的“改革”和1978年讲的“改革”方向相反:那时候都把强化国家、扼杀社会的行为叫改革,从商鞅变法开始到桑弘羊、王安石、张居正,都把他们的举措叫改革,而把主张宽松的叫保守,比如司马光诸如此类的。这会造成非常大的问题。因为“改革”这个叫法后面本身就有价值判断——那时候总是认为中央集权是对的,总是认为把螺丝拧得更紧是改革,如果放松是不行的。到20世纪80年代改革时期,历史观念发生了一些变化,反映在明清史上也很明显,包括所谓的“南倭北虏”,“北虏”不说了,“南倭”在80年代曾经有过非常令人瞩目的争论——倭寇并不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而是中国人反抗海禁的一种行为。后来又说,反抗海禁的那些人也是海盗,也烧杀抢掠。其实这两者并不矛盾,李自成、张献忠也在焚烧抢掠,那个时代就是这个样子。那些造反的人烧杀抢掠和反抗朝廷的管制,说反抗朝廷的管制好像是正确的,烧杀抢掠是不对的,但那时候这两个东西是联系在一块的,不能对倭寇强调烧杀抢掠,而对李自成、张献忠是造反。到了那时候,人们有了一些比较新的看法。
  
但我不赞成对历史持一种“翻烧饼”的办法,比如原来把王安石捧得很高,王安石非常强调中央集权,这些所谓的“名臣”经常谈到的口号是“民不加赋而国用足”。实际上民都加了赋,比如王安石变法,好像对百姓征收的钱粮并没有增加,但通过《市肄法》搞国家垄断,国家垄断的利润到头来都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包括汉武帝搞的盐铁专营,不是加税,但是老百姓必须买贵的盐,或者必须承受国家比原来更严重的其他剥削,结果都一样。我们不能无条件说只要国库增加了收入就是好的。


《暮日耀光:张居正与明代中后期政局》

韦庆远/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年5月

   
关于税收和GDP的问题:税收增加不是GDP增加,问题在于,税收增加本身是不是好事?当然,我们现在对这个问题也有争论。比如,就当前政治而言,有人提出两个比重增加是中国未来的方向:一个是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增加,另一个是中央财政占政府总财政的比重增加。20世纪90年代开始,这个呼声很强,跟90年代以前的改革方向——比如放权让利——是完全相反的。这个说法不是没有一定根据,但如果这种呼声也算是改革的方向,那我们现在的改革难道超过了秦始皇以来到明清的水平吗?不说中国传统时代赋税的总量,黄仁宇就说中国中央集权王朝征税很少,尤其和西欧领主相比真的是很少的。实际上,这个说法问题非常大,假如就“正贡田粮”而言,中国农民过去的负担的确很少,但加上杂七杂八的东西就很多;领主征收的东西不只是赋税还有土地权益——地租,不能以领主征收的东西和中国征税加以比较,而可以跟苏淞田赋之重来加以比较,因为苏淞地区当时种的是官田,官田才可以与土司或者和西方领主征收的东西加以比较。如果就这一点而言,就不能说中国更仁慈。税收总量如何我们姑且不讲,但有一点没有争议:如果中国税收占GDP多少尚有争议的话,那么中央财政占政府财政的总收入的比重而言,中国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如果现在的改革是追求这个目标,那可以说改革还达不到明清时代的水平。

   
我们现在讲的“分税制”,以前就有,征收的钱粮分成两部分:存留若干、起运若干。一个普遍的趋势是,起运比重非常之大,尤其是在那些所谓的财富重地,尤其越到王朝末年越厉害,明清两代都是到了后期在征收田赋中起运的比重达到百之八九十,基本上没有存留。没有存留,地方政府靠什么运作?靠加派、靠各种各样的法外手段来谋取收入。所以你就会知道现在为什么有“卖地财政”,中央把所有钱都收光,不搞“卖地财政”地方官怎么活?这些事情一直都有。这么一来,就造成中国不断有所谓的改革,名义上可以讲改革初衷是民不加赋,实际上是尽可能多的收归中央。通常采取的办法是简化手续,原来税费头绪繁多,教育附加费、屠宰税等很多,搞得老百姓搞不清楚,上面很难查,现在根据某一年——一般来讲,往往都是争取基数最高的一年——根据那一年总额简化税则,然后按照这个标准给政府交税,政府承诺其他乱七八糟的收费就不收了,就到此为止了。这有一个好处,头绪简单后,地方官上下级变来变去就少了。可老实说,张居正的做法没有多久就出现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后来黄宗羲讲了很多——而且这个事情到了明代末年,倪元璐又搞一次“一条鞭法”,把“三饷”也加进去——讲得简单点,杂税纳入正税。这个事情从短期来讲有一定效果,但从长期来讲,都是加快社会危机爆炸,不管是宋代的“王安石变法”和北宋末年崩溃,张居正变法和明代后期加快灭亡都有直接关系。黄宗羲当然是反对这个做法的,黄宗羲认为,所有“改革”、包括前面提到的王安石变法都是“积累莫返之害”。

如果反过来,按照司马光的做法,不搞这一套又会如何?一个王朝由于体制所限,最后形成的危机已经不是收紧而是放松的危机了。按照这种体制运作的机制,就造成如果“放松”,实际上不能放松到老百姓身上,只是放松了一帮贪官污吏;如果要收紧,很多人说收紧是收紧贪官污吏,不是收紧老百姓,其实一收紧紧的就是老百姓,贪官污吏倒是紧不了。王安石讲得很清楚,中国真正的问题不是收税太多,也不是官僚如何,而是“大农、富工、豪贾”,如果把“大农、富工、豪贾”给遏制住了,朝廷就有钱了。盐铁会议,桑弘羊主张横征暴敛,主张强化国家搜刮;贤良文学反对桑弘羊,说中央不要把什么都收上来,下面应该有些自主权。可贤良文学讲的自主权不是给老百姓,而是要严格户口管理,“工之子恒为工,农之子恒为农”,他讲的放松是放松给吴王、楚王,放松给下面的那些权贵。这一来就造成很大问题,这个王朝一到那时候收也不是,放也不是,一放放不出民营经济来,只能放出一大堆的权贵和腐败。但要真正的收,老实说,腐败收不住,但把老百姓腿脚都收住了。张居正搞“丈田”——理论上中国每一次丈田,王安石也有“方田均税法”,每次“丈田”的时候都说是“丈”权贵隐匿的田,可实际“丈”的都是老百姓。

不说那个时候,中国人民公社时代,我在农村插队9年,生产队耕种面积也是瞒报的。讲得简单一点,以前说中国有18亿亩耕地,90年代用遥感技术对中国的耕地进行测算,一下变成22亿亩。我们插队时明明白白知道,耕作的一亩根本就不是一亩,清丈,如果真的有包庇,你清丈并不是很容易,真正清丈都是清丈到没有权势的老百姓头上,这一点统治者也知道。所以康熙时代专门下了诏书,从此要宽大,对老百姓要温和,“朕若微有量田加赋之意,以致民变,天必罪之”。而如果不“丈”田,那些权贵会更厉害。所以这些问题在体制没有改变之前没有办法跳出怪圈。比如讨论18亿亩红线要不要,有些人主张不要,可以扩张非农土地资源的开发;有的说要,可以保证粮食安全。其实像这样的问题我不知道如何表态,这样的问题不管是要还是不要,最后都会到老百姓头上。如果说要“红线”,老百姓更难处置自己的土地,权贵圈地你拦也不拦住;如果不要“红线”,那权贵圈地就更没有限制了,老百姓还是不能自由处置自己的土地——一放松,就放松了权贵;一收紧,首先就收紧了老百姓,这样一来一回。其实我们国家一个王朝到后期,就总是在这两者之间摆来摆去,王安石那套就行了,司马光那套就行了?司马光说“天下财富仅有此数,不在官则在民”,陆游马上顶了一句,“自古财货不在民又不在官者,何可胜数。或在权臣,或在贵戚近习,或在强藩大将,或在兼并,或在老释。”如果体制真的松懈,实际松懈下来,真正占到好处的也不是老百姓。所以这个问题在当时是个无解的问题。就这个无解的问题而言,我觉得这两种主张,不管是司马光式的还是张居正式的,形成一种循环很难避免。

当然我们也不能用现在的眼光说,如果像司马光那样的主张就可以解救这个危机。就张居正本身而言,当然是一个悲剧性人物。评价张居正还有一个维度是所谓相权和君权的维度——总的来讲,中国宰相越来越难当。严格讲,明代没有真正的宰相,后来也偶尔出现了权力很大的首辅,最有名的是严嵩、张居正,评价完全相反,严嵩是大坏蛋,张居正是改革家。实际上,这两个人很多方面差不多,张居正后来证明其实也是相当贪的——如果真的要讲贪——而且这两个人下场也差不多,整得非常之惨,这是中国帝制后期造成的非常严重的问题。
   
通过张居正例子可以澄清一种认识,以前说传统时代专制很宽松,皇权不下县,怎么能要求每一户人交税?难道那些人都是主动捐献吗?所谓“皇权不下县”完全是胡说,但是有一条:“皇责不下县”倒是真的,不给你提供公共服务,横征暴敛照样要。现在讲的所谓大国家指的是公共服务,比如办不办义务教育,提不提供全民健保,这些东西从秦始皇开始,闻所未闻,但宰你没商量,抢个精光。如韩非讲的“家不积粟,上藏也”,老百姓家里不应该有余,粮食只要够吃就行了,其余所有粮食都收走。这个说法令我想起列宁搞的“余粮收集制”,所有余粮都收走。有些人说天朝田亩制度是农民起义的纲领,《天朝田亩制度》就是这个逻辑,两司马25户,每年满足吃的以外,其他的都收归国库。这种思想商鞅也有,商鞅难道也是农民起义的领袖吗?这个事情这样来看有反思的必要,张居正是要反思的重要案例。

张居正的重要性也可以反映在他跟当代政治的关系密切性。张居正一直是受到关注的人,尤其到现代,在韦庆远先生之前关于张居正的传,朱东润先生也写过《张居正大传》。不断有人写,不管是朱东润还是谁,他们讲的张居正都有现实关怀,韦庆远先生也在内。我们看这段历史,对我们的现在提供了一面镜子。


提问1:两年前我听过秦老师一个讲座,大意是在王权专制体制之下,不管是朱熹一派,还是其思想对手,即便有很好的想法和设计,但结果“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在韦庆远先生的书里写到,张居正虽然搞改革,但他还是一个法家,虽然他口里念的是儒家的东西,但实施的行为都是法家的——张居正禁书院是禁止那些人讲“阳明心学”,都是儒家的东西。作为法家,张居正非常厌恶儒家,所以有了当时的钳制言论。儒法这两派在意识形态上的争执,在王权体制下始终是困境,不管多好的想法最后都没有一个很好的结果。

秦晖:这和张居正没有太直接的关系。如果从同情的角度讲,宋元以后儒学是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程朱,以前用意识形态语言说,所谓的客观唯心主义,假设有一个“道”,说现在这里不遵守“道”,用“道”约束这些人;另一脉是陆王,以前我们扣了一顶帽子主观唯心主义,他的主张正好相反,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王阳明这点还不太明显,总的来讲王阳明不太强调经典的作用和圣人作用,而是每个人都可以致良知。但到后来的王学后学,用现在的说法是人要多一点自由或者多一点主观能动性。如果仔细看,会发现都是针对真问题。程颐、朱熹这些人讲的要坚持道统,要受“道”的约束,不能乱来,你会发现谴责对象很明显,谴责的还是皇上不守道,把叔孙通大骂一通,说秦以来尊君卑臣到现在都没有改变,搞得“尧舜禹汤周公文武之道未尝今日得行,育天地之间”——说秦的那一套东西,经过叔孙通这样的“伪儒”搞得不能改变,不能改变的原因就是有利于皇上。他讲的这个东西,如果是针对自由,是想要让皇上有自由,或者嫌皇上太不守道统。反过来讲,陆王这些人,尤其到王学后学更明显,他们认为中国太不自由,实际上指的是老百姓太不自由,“百姓日用皆是礼”就是这个意思,不要把人扼杀得太厉害,人人可以为舜尧。但可以看到,他们指出的问题都存在,其实这个体制最根本的弊病是皇上太自由,老百姓太不自由。这两者推行的结果呢?你要推行礼教、推行道统,约束不了皇帝,只能约束老百姓。“王学”主张的放任,也落实不到老百姓身上;“王学”真正泛滥,结果是大家不负责任。后来到黄宗羲(明清之际学者),把明朝灭亡归罪于“王学”,不是没有一点道理,“王学”的确给统治阶层解脱了责任感,使他们越来越乱来。

从同情理解角度来讲,他们所提的问题是对的,针对的也是现实,对现实很不满。虽然我们知道朱熹《四书集注》成为科举制度的范本和题库,所有出题都从那里提,但无论是朱熹还是程颐对科举制度骂得要死,他们要恢复的是“乡举里选”,按照他们的说法这是周制。结果由皇帝统一,用人之权由皇帝对天下搞智力测验来选官,他们认为那是非常有利于皇帝而严重败坏道德的行为。正因为这点,他们生前倒过很多霉。后来皇上要推广这个东西,后来的结果与他们的想法背道而驰,你要讲自由,结果是那些当官的乱来,老百姓照样没有自由;讲道统,老百姓饿死事小,失节之大,统治者照样不管道统。这个事情,老实说,无论是统治者过于为所欲为,还是老百姓手脚被束缚得过于死,严格说都不是思想史能解决的问题,都涉及到一些制度安排,如果这些制度安排没有,老是在这两者之间转来转去,从程颐直到清代的乾嘉,人们在这个问题上,用我们现在的话讲是一“左”一“右”,纠缠了很多。

但这些人看到的的确是当时的现实问题,为此做出的努力也得尊重,如果从同情角度理解,无论是程朱还是陆王,试图都要解决问题,而且要解决的问题确实存在。至于最后结果都走向了反面,这个也是他们没有办法改变的,用一句套话说是“时代的局限性”——与其说是时代局限性,不如说是制度的局限性。

   
提问2:现在有些学者有点把张居正改革否定得比较多,比如有个学者说,张居正从来没有发布过关于“一条鞭法”的推行全国性战略。还有说,张居正改革唯一做的是《考成法》,其他都不是他那个时候做的。浙江师大一个年轻学者最近五六年研究“一条鞭法”在全国各地推行的差异性。实际上,“一条鞭法”在嘉靖九年就提出来了,在张居正当国十年时间里,在全国尽可能推行(不可能推行到任何一个地方)。雍正时期“摊丁入亩”也没有推行下来。

秦晖:不是没有搞,张居正也搞了“一条鞭法”。简单讲,这样的事推行了又反过来的,比如“一条鞭法”就合并在一起,的确是合并了,但合并以后并不能防止“鞭外有鞭”,合并以后又跑出来,这在当时体制下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一条鞭法”很重要的一点是“以钱代役”,这个事情从汉代就搞了,更赋就是这个东西。后来的“免役钱”也是所谓的“代役租”或者“代役税”,中国历史上不断搞这个东西,一直搞到税费改革以前还有“役”。清代“摊丁入亩”以后,不要说“役”没有了,连“丁”都不算了,但后来征大小金川,照样要农民去运粮,还是无偿的“役”。这个“役”从来没有断过。这个事情黄宗羲说的没有错,后来征“役”了,但代役钱不退给你。这个我倒不是说负担不断的在增加。有人质疑我,说我提出中国的赋税一直不断的在增加,而且是翻着倍的在增加。当然,我没有这种主张,我只是说这种所谓的合并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而且效果相当短暂,因为你没有办法制约“鞭”外又出来新的东西。实际上劳役这个东西,据我所知,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完全解决。“纳粮当差”,当差就是劳役,纳粮就是交税。现在国家一有什么事,还是跟你要这个要那个,说以后再也不跟你要了,因为我已经跟你收了一笔钱。当然现在我们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国家财政不来自农村了。但是我觉得现在看这个问题不能只看农村,古代赋役制度和现在相比,不能只说对农民如何,因为古代那套制度是对臣民如何,只不过那时候臣民大部分是农民而已。现在臣民不只是农民,所以说是不是跳出了怪圈,不能只从农民角度,还包括对整个纳税者是否跳出这个怪圈,恐怕未见得,把费并进税以后又冒出一种税来,这种现象并没有改变。

总之,这个事情不能说张居正本人不好,或者谁谁不好,如果就张居正本人试图有所作为做的努力而言,当然也可以说尽了他一个臣子该尽的义务。


(本文根据作者在座谈会上的发言整理,未经作者审定,标题系编者所加)

相关内容
2019-09-08 14:40:41
2020-01-11 10:41:27
2016-04-20 09:48:20
2019-07-13 15:24:15
2015-12-09 10:05:35
2020-03-17 16:56:53
2015-12-09 10:04:03
2015-12-09 09:51:05
      网站专用信箱:xazzz#163.com   备案序号陕ICP备14012251号
 | 关于我们 | 版权声明 | 推荐合作 | 联系我们 |
网站建设与设计开发:西政科技 
XA11662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