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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省作协干临时的那七年

2017-02-08 10:15:53 来源:西安之子网 作者:冯积岐

    文/冯积岐

    我是1988年4月26日走进省作协大院的。在此之前,我在岐山县北郭乡政府广播站搞通讯报道,因为是农民身份,我们这些人被称为“八大员”。当时,《延河》杂志社的徐岳老师正在筹办一份叫做《中外纪实文学》的杂志,我是被徐老师叫来帮忙的。按照徐老师当时的想法,除了我,还有其他两个编辑。可是,当工作开展以后,其他两位并没有参与,杂志社实际上只有我和徐岳老师两个人。

    因为《中外纪实文学》杂志是一份内刊,没有编制,没有经费,没有办公场所,连一把剪刀也要徐老师自己掏钱去买。我到了省作协以后,最大的难题就是,晚上没有睡觉的地方。我在《延河》的编辑王观胜的办公室睡过,在王愚老师的办公室也睡过。有时候,天擦黑了,还不知道,晚上在什么地方安顿自己。我记得最清楚的是,1989年春节过后,大概是正月十八日,我来到了作协,徐岳老师给我说,肖云儒老师在南郊有一间办公室,你今晚上去他那里睡。晚饭前,我拿上了徐老师给我的钥匙,用自行车推着我的一床单薄的被子,找到了肖老师的办公室。打开门一看,我立时傻眼了,办公室里有一张办公桌一张凳子两个短沙发,一股清冷清冷的空气扑面而来。我将自行车推进去,解下来被子放在了办公桌上。办公桌太短,不能睡;我把两个短沙发拼在一起,还没有办公桌长,也是没法睡。我只好将被子铺在了地板上。毕竟还是正月,气温在零下。一躺下来,脊背上仅有的热量被冰冷的水泥地板汲走了,冻得我在被窝里瑟瑟发抖,只好爬起来,蜷在两个短沙发上。这时候,开始拉肚子。厕所在三四百米以外。跑进厕所,蹲一会儿,回到房间,还没有坐稳当,又开始拉。一个晚上,不知拉了多少次,直到凌晨三四点才在沙发上蜷缩着迷糊了一会儿。早上七点多起来,一口饭没吃,骑上自行车去西北大学上课。


    下午上完课,回到省作协,我只是给徐老师说,肖老师的办公室没有床。没法睡。个中的细节,我只字未提,徐老师说,那就算了,我另想办法。

    在那七年里,我把建国路上、东门外、尚勤路、尚建路上的小餐馆吃遍了。每顿吃饭前,就开始发愁,不知道吃什么,吃饭成了大负担。为了省钱,每天只能吃扯面、蒸馍。时间一长,一闻到扯面的味儿就恶心。徐老师多次劝我自已做饭。我很笨,确实不会做饭。偶尔在炉子上下一碗挂面,不是盐淡就是醋酸——自己不会调制。况且,我又是一个情绪化的人,端起饭碗,吃两口没味道的面,心里就十分难受。我实在馋得不行,就去徐老师家里去蹭一顿饭。我记得,有一次去李星老师家里蹭饭,李星老师下厨包饺子。那一顿,我吃的特别香,特别多。下楼后,我才想,李星老师一家五口人,我一个人吃了他们两个人的饭,他们一家怎么办。多年后,我把那次蹭饭的经过写了一篇散文发表在一家杂志上。我在姚逸仙家也多次蹭过饭吃,刘谦也在逸仙那里蹭饭吃。那时候,陈乃霞在省木材公司上班,我给乃霞打了个电话,骑着自行车跑到了几十里以外的十里铺,在乃霞那里饱咥了一顿。

    杂志正在筹办中。正好,吴克敬要编一本报告文学的书,我跟着吴克敬和陈乃霞一同去了宝鸡市,在宝鸡卷烟厂、宝鸡啤酒厂等等几个大型企业去采访。我的出手很快。给吴克敬主编的那本书里写了4篇纪实性文章,也挣了些稿费。

    在此之前,徐岳老师、肖云儒老师和吴克敬都给我写过信,叫我来西安读西北大学中文系作家班。吴克敬曾经给我写过四封信,这些信件,我至今保留着。不然,我是不会进城的。在人生的关键时刻,他们给我搭了一架梯子,架了一座桥。

    杂志办起来之后,面临诸多难题,徐老师觉得我和他俩个人还是太紧张,他叫我再推荐一个年轻人。于是,我写信把刘谦从宝鸡叫来了。刘谦才思敏捷,激情饱满,快言直语,写东西出手也快。我们两个和徐老师配合得很好。徐老师视我们如弟子如亲人。只是,住宿依旧是问题,我曾经和刘谦在三尺宽的行军床上凑合过几个晚上。后来,经过徐老师和作协领导交涉,在《延河》编辑张艳茜住的台阶下的平房中给了杂志社一间房子,我和刘谦就在那间房子里住宿、编稿、校对。后来,又来了张世晔,三个人挤一间房。但是,总算有了安身之处。

    西安的苦夏是很难熬的,夏日的晚上,我和刘谦骑上自行车,出了北门,一直骑到龙首村北边的麦地里,把自行车撂倒在地头,两个人坐在土塄上,抽着劣质烟、谈文学、谈人生,谈过去,谈未来,午夜一两点才回到省作协。那时候,北关正街的路很窄,灯光昏暗,有一天晚上回来时,我的自行车就摔倒在没有井盖的井口上了,幸亏,腿只擦破了皮,没有大碍。

   办公地点搬到作协前楼的三楼以后,三伏天的晚上,我和刘谦就将凉席铺在地板上睡觉,一个小台扇搁在头顶的办公桌上彻夜不关。有几天晚上,实在热的不行,空气粘稠而沉闷,即使坐着不动,也是大汗淋漓。我们俩个和路遥以及路遥的弟弟王天乐、姚逸仙几个人就上到了楼顶,彻夜闲聊。路遥和我们一样,也是光着膀子,他极其幽默,讲的段子惹得我们大笑不止,庞大的闷热好象被赶走了。

    1988年9月,我考上了西北大学中文系作家班。考试前,我住进了初中的同学王星昌的办公室。那时候,王星昌在陕西师范大学政教系教研室任主任,他有一间宽畅的办公室,我住进去以后,白天备考,吃毕晚饭,在师大的操场上背诵唐诗宋词——以应付考试。

    当拿到入学通知书以后,又为学费发愁。徐岳老师二话没说,从编辑部给我拿来了学费。第二年,刘谦进了西大作家班以后,也是编辑部掏的学费。

    考进西北大学作家班固然是我人生转折的起点。可是,我的肩上压上了三条担子:一是我的家里有七亩六分责任田,一家四口人要我养活;二是要应付学业;三是要采访、写稿,还要写小说。那几年,我在人生的路上不是行走,而是艰难地奔跑。

   我记得,那是1990年6月8日。下午,在学校考完试,我就去火车站搭车回岐山。我们那里,有一半是坡地。正常年份,六月四、五号就开始搭镰收割。我虽然人在校园,心在家中的责任田里——那时候,是很难叫到麦客的,七亩六分麦子要我和妻子一镰一镰刀去割。夏收是龙口夺食,耽误一天,一场淫雨就会使麦子芽在地里的。考试的时节正是收麦的日子,两头都不能耽误。坐在考场上,我心急如煎。考完试,匆匆忙忙在学校里的食堂里吃了饭,赶到火车站已是七点左右,8点多,踏进了去岐山县蔡家坡的火车,车到蔡家坡时已是晚上十二点。这时候,已经没有上岐山的客运车。还有十六公里路程,怎么办?急得我在车站外转圈子。来了一辆摩托车,不问价钱,我坐上就走。摩托车刚上塬就开始闪电,司机很犹豫,我不停地鼓动司机,总算开到了岐山县城外,此时,雷声大作。司机一步也不肯向前走了。他说,雷雨来了,他怎么回去。我给了司机十五块钱,下了摩托,一路小跑,向家里赶。一口气,跑了七八里路。炸雷仿佛在抽打着大地,偶尔有豆粒大的雨点迎面打来,我气喘吁吁,满头大汗。跑进村,一看,打麦场上灯火通明,全村人都在打麦场上垛麦子。

   我那六七岁的儿子在麦垛子顶上,妻子在下面用谷叉向上撂麦捆。儿子毕竟太小,不会垛,妻子撂几捆之后,还要指导儿子怎么垛,才不至于倒塌。妻子瘸着一条腿。后来,她才告诉我,她不小心,踏上了铁叉,让铁叉根部的铁柱儿几乎把脚戳穿。她连医疗站也没去,自己用纱布包了包。一看那情景,我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我搬来木梯子,叫儿子从麦垛子上下来,妻子上去垛,我用谷叉在下面向上撂麦捆子。垛好麦子,已是凌晨两点左右。雷声还在远处作响,侥幸的是雷雨没有来搅局。

    第二天,天还没有亮透,我就骑上自行车去岐山和凤翔县交界的麦客集上叫麦客子。到了麦客集上一看,只有七八个麦客子,而叫麦客子的农民有几十个人。一打问,才知道,甘肃平凉、甘谷、庄浪一带的麦客子还没有到陕西来。家里还有六亩多麦子没有收回来,如果下了连阴雨,就糟了。可是,没有麦客子,麦子必须要收回来,只能靠我们两口子了。回到家,妻子把早饭做熟了。吃毕饭,我和妻子拉上架子车,上了坡。二亩六分麦子,我和妻子一天就割完了。妻子是做庄稼活儿的把式,她弯下腰,镰刀挥出去一个扇面形,左手紧紧地攥住麦子,三把就是一捆子麦。妻子捆的麦捆子紧凑、俊样,好象画家几笔勾出来的速写。太阳毒辣的顶在头顶,汗水从额头滚滚而下,杀了眼睛,伸出衣袖,在额头上抹一把,从麦杆上扑出来的黑灰色的尘土被抹得脸都是。到了晌午饭时节,口渴得焦灼难耐,舌头似乎也动不了,一句话都不想说了。两个人赶紧向架子车上装麦捆。好不容易把架子车装好,用绳索刹紧。因为是坡路,路陡不说,且凹凸不平,一路上,必须小心翼翼。走了一半儿路,架子车轮胎一颠,车翻了,四五十捆麦倒在一个土塄下。这时候,我们又饥又渴,又困又乏,看看那些麦捆,真是欲哭无泪。蹲在路边,我喘了几口气——如果能走,我就拧身走了。妻子说,你还和谁赌气?快装呀。我和妻子从土塄下把麦捆一个一个又提上路面,重新装车。回到家,已是下午两点多。妻子开始做饭,我磨镰刀刃子。匆匆忙忙吃了午饭。我给木镰上按刃子时,不小心,锋利的刃子按进了手掌中。伤好后,我才知道,刀口有三寸长。我一句话未说,紧握住手腕,拿来妻子纳鞋底的绳子扎住有伤的右手手腕,然后,用一块手绢绑住了受伤的地方。午饭后,又上了地。带着伤,割了几天麦子,竟然一点儿也没有感到疼痛,伤口也没有感染。手腕被绳子扎住了,血脉不通,肌肉竟然没有坏死。

   白天收割,晚上碾打,拼上命干了六天。

    不仅仅我和妻子是这么苦,我们村的农民都是这么苦。也可以说,全中国的农民都是从挥汗如雨的劳作中走过来的。我觉得,作为农民,我活着,就要劳作。劳动再累,也不是苦难,而是生活中精彩的一部分。

    在家里收割完麦子,我又回到了西安。

    那年冬天里,编辑部派我去秦岭腹地的凤县去采访一个企业家。一场大雪过后,俊峭的山峰被埋在白皑皑的积雪中。客运车盘旋着上了秦岭北坡。快到秦岭界碑的地方,前面出了车祸,来往的车被堵住了,我透过车窗一看,S形的山路上,堵塞的车有几十公里。已是下午两点左右,我又饥又渴。车一旦停下来,车厢里的温度大概在零下十五度以下。整个车厢里人人冻得瑟瑟发抖。我和乘客们一起走下车,在车旁边抱着膀子跺脚。气温越来越低,有几个小娃们冻得放声而哭。秦岭山顶,前无村,后无店。时间仿佛疲惫了的老牛,赖着不走。车在原地停了五个小时,天黑尽了,前面的车才缓缓地移动。车到凤县县城已快午夜十二时,一下车,我支撑不住,几乎扑倒在地。到了凤县的当天晚上,我就发高烧到四十度。身在它乡异地,病倒在小旅社,浑身酸痛,不思饮食,头晕恶心。想起几百里以外的父母妻儿,不觉涌出了泪水。在小旅馆躺了两天,打了两天针,开始采访。为了生存,自己究竟付出了什么,自己心里明白。那时候,我只有一个念头,熬。我相信,人生是苦熬出来的。

    我在省作协那几年的状态,刘谦在《积岐小记》(刊发在1991年3期《小说评论》杂志)中作了记叙,我在作家班的同学王天乐对我当时的状态概括的很形象:我一看见冯积岐就想大哭一场。事过多年,《延河》杂志的副主编张艳茜说,有人来作协找冯积岐,问冯积岐是哪一个。她说,就是那个脸上忧郁得看一眼就想哭的那个。我记得,我发高烧,在王观胜的办公室躺了一整天,体温大概上了三十九度,人都迷糊了。张艳茜推开门,问我咋了。我说,发烧。张艳茜回到她家,给我拿了几片退烧的药,我服过后,出了一身汗,才轻松了些。那几年,即使有病,也不去医院。

    作家班毕业后,我的心情更糟,徐岳老师用尽了他的所有关系,也没有给我联系到工作,而留在作协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为了我的工作,徐老师很熬煎很发愁。而我的抑郁症已很明显,一整天不想说一句话,面对着墙壁,呆坐在办公桌前:苦闷、无望、沮丧,乃至绝望。包括王观胜,也为我的工作着急,他只要和我在一起,就安慰我。我特别失望,回到岐山,就不想到西安来,我问自己,你到省作协去干什么?你算什么?而到了省作协,又不想回岐山,我想,回到岐山,怎么面对父母亲和妻子儿子。我每次回岐山的时候,徐岳老师把我从作协大门送出去,送到大差市,眼看着我上了去火车站的公交才回去。他一路走,一路宽慰我,以至我踏上公交车的车门还在给我说宽心话。事过多年之后,我想,徐老师当时肯定担当着一份特殊的责任,他担心我的抑郁加重后于一瞬间做出意想不到的事。那时候徐老师还不知道,很年轻的时候,我已自杀过一回。

    到了1992年,我已进省作协五个年头了,我实在无法再呆下去了。初秋时节,我回到了岐山,住进了距离我们村只有三里路的周公庙去写长篇小说,我的长篇小说《沉默的季节》的初稿就是在那里完成的。

    当时,我住在周公庙北庵上的陈潜别墅里——其实,那只是一幢大瓦房。这幢房子是抗战开始后为国民觉将领陈潜修的。陈潜并未在此居住过。天一亮,我就开始伏案写作。每天,只是从那一百多个石台阶上下来去灶房吃三顿饭,从早到晚趴在案桌前。那时候的周公庙还不是什么文管所,游人很少。晚上,庙内静如止水,只有老鼠在顶棚上的跑动声肆无忌惮,欢快明朗。我每天要写一万两千多字,天天如此。有一天,在宝鸡市工作的我的一位朋友来逛周公庙,他到北庵一看,我一个人守在北庵,问我:你在这里害怕不害怕?我一笑:有啥害怕的?他说,这么大的北庵,晚上就你一个,能不害怕?我说,写一天稿,十分困乏,晚上八点多就上床了。我不停歇地写了不到二十天,写了二十多万字。

    十月初,我回到了省作协。徐老师给我说,他在汉中给我联系了一个工作,问我去不去?我说,只要能解决身份问题,我就去。没几天,我只身去了两百多公里以外的汉中。

    那是一家大商店,刚去那几天,也没事干,商店的负责人就叫我帮着去下车上的货物。我当了多年的农民,不怕累和苦。等货物送来了,我就向库房里扛箱子,扛包子。干了几天。西部交流会在汉中举办。商店在广场上搭了一个棚子卖货,晚上,我睡在棚子里看管货物。两天之后,下起了秋雨,一连几天,雨不停。天气渐凉了。晚上,我睡在窄小的床上,听着秋雨凄凉地打在帆布棚上发出的眼泪似的声音,我心里难受极了。我想,我怎么混到这步天地了,这还不如回家继续当农民。雨停了以后,我毫不犹豫地回到了西安。我给徐老师说,我不在汉中呆了。徐老师说,回来也好。听说快要换届了,换届以后,看有没有希望。这时候,刘谦已经回到铁路系统工作去了。我还坚持在省作协。到了冬天里,路遥和邹志安相继去世,我跟着忙了几天,春节前,又回到了岐山。

    1993年6月,省作协的换届结束以后,徐岳老师担任了《延河》杂志主编。王观胜负责《中外纪实文学》杂志。我的心情渐渐好了。经过徐老师的努力,我的工作问题被提到了省作协党组的议事日程。

    我记得,1994年夏收过后的一天,陈忠实老师带着我进了省政府大院,找到了当时的人事厅厅长邓理。邓厅长对陈老师很尊敬,他给陈老师泡茶让座。陈老师坐下只说了几句话,他说这个小伙子叫冯积岐,小说写得很不错,为人也好,总之,是很优秀的,你们能不能给解决一下干部身份问题?邓理把我的名字记在了他的台历上,给陈老师说,你放心,我们研究。陈老师没再多说一句话,我们总共在邓理厅长那里只呆了几分钟就回来了。省作协党组副书记赵熙亲自起草了关于解决我的干部身份问题的报告,上报到了省人事厅。

    到了1994年8月份,省人事厅的一纸红头文件发到了省作协,我被“特招”成为体制内的一名干部。用了七年时间,我进入了体制,解决了身份问题。

    1995年元月份,我正式成为《延河》杂志社编辑,开始领上进入体制的第一个月工资。

    可是,就在我只领了一个月工资后,母亲病倒了。可怜的母亲在岐山县医院的病床上躺了二十四天就离开了人世间,她老人家高烧不退,到下世那天,也没弄清是什么病。我跪在母亲的遗体前,泪如雨下。我十分内疚,内疚的是母亲活了六十一岁,做儿子的没有把她领到西安来看一看;内疚的是我没有把她带到宝鸡或西安来治疗。我总以为,不过是发高烧,县医院是能看好的。母亲一生的劳作、艰辛、不幸我已不忍心再回忆。我在反思,在那七年里,我究竟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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