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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洲:生于此、长于此、成于此

2017-01-12 15:52:22 来源:西安之子网 作者:樊洲

——樊洲口述

何理整理

 

    樊洲简介:

    字龙人,1953年生,西安人。中国传统文化的承传者,水墨绘画艺术的拓展者,曲线交织画法的开创者。

    对中国传统绘画有全面系统的传承研究。对西方艺术理念有广泛了解。自1992年开始,隐居秦岭终南山,以琴拳书画为载体,溯源寻道,深研佛道及历代文论经典,实修“知行合一、情景合一、天人合一”中国文化理念,提出“物我相忘,因缘生发”的创作理念。作品有《彩墨山水》、《金墨交响》、《水墨氤氲》三大系列。艺术成果卓著。

    2001年在终南山世界地质公园修建樊洲中国画馆。曾在画馆承办“全国美术批评模式研讨会” 、“图像时代艺术批评研讨会” 、“当代艺术批评家终南雅集”等活动。2010年开始,在法国巴黎、加拿大多伦多、德国柏林等国家和地区举办个人画展及中国画讲座。2014年由中国文化部在中国美术馆举办《山脉•文脉樊洲山水画艺术展》。2016年10月《樊洲水墨世界巡展》启动,首站法国巴黎。




   

    我小时候,西安是很美的,还保留有长安古城的特色。

    我家以前住在城里西南角最好的一个街道梁家牌楼,这里解放前银号(银行)集中,往东不远的南院门解放前是长安城最繁华,最热闹的地方,是当年长安城的中心区域。我们家住的是一个大的四合院,是前院后院加偏院还带后花园的大院子。梁家牌楼那条街解放前是富人住的地方,很多山西人开银号,很多银号的庄主住在那里。

    梁家牌楼离城墙不远,我们放学后经常玩的地方就是城墙、城河。当时在城墙里面的西南角有一个村子叫四知村,是菜农的聚居地。出了城墙就是农村,城墙外是西北大学,西北大学周围是农村,种着庄稼,我们小时候逮蛐蛐经常在西北大学附近的那些地里,还有四知村的菜地里。有关四知村的来历,据说是四个有大学问的人,互相敬重,互为知音,这四个人就商量,既然咱们兴趣相投,何不住的近些,方便交往,他们就各自出钱,在那儿建了四栋房子。当时那个房子很特殊,洋味十足,四个对角,排列得整整齐齐,周围都是地,其实就是四栋独立的庄园,这其中的一栋房子七十年代我还住过几天。

    西安城最重要的一些店铺就分布在南院门周围,这些店铺中,古旧书店相对更有名一些,文化人都知道,都去那里买书。古旧书店自有它的一套经营生存策略,直到现在还在开门营业。以前的古旧书店还卖字画,70年代我有一个同学家收藏有一幅明代画家莫是龙(莫云卿)的画,是他爷爷的收藏品,他也不懂画得好不好,就偷偷拿了出来,想卖掉换些钱花。他让我给他看一下,我当时才十几岁,看不懂莫是龙,就找我的老师叶访樵先生鉴定,叶先生一看,听说古旧书店出30元钱收买,先生说,300元都不能卖!这是莫是龙的精品!北京故宫都没有莫是龙这么好的作品!300元钱在当时是一种什么概念呢?当时你如果有1000元钱,就可以在长安城里买个院子了。我同学一听目瞪口呆,赶快拿回家,不卖了。

    那时候画画不卖钱,有人求画就很开心,夜以继日乐此不疲。七十年代我每周都去叶访樵先生家学画,有一次遇到陕西师范大学校长郭琦先生来访求画,临走给了先生5元钱润笔,让我大吃一惊,当时吃一顿早饭才几分钱呀!还有一次我和师兄刘天赦去蔡鹤汀先生家,有人来求画送蔡先生两只活鸭子代润笔,让我们很是羡慕。

    当年,广济街口往东,西大街路南有一家寄卖所(当铺),旧东西都可以放在那里卖,比如你有一架钢琴不想要了,就可以搬去寄卖所,让寄卖所替你出售。我有一位音乐老师,曾经在寄卖所买到了一架德国钢琴,音质非常好,外形也漂亮。我们经常去寄卖所看字画,因为那里常有字画挂出来,经常流通,过一个礼拜再去,又换上一批新画,等于是一个流动的画展。我们没事儿就跑去寄卖所看画,能看到古画。上世纪八十年代,取消了寄卖所,西安市民就再也沒有这种“待遇”了。

    梁家牌楼是西安文化一个重要的地方,出了很多艺术界的人才,演奏家、音乐家、画家,我曾经待过的西安市二十七中,教导主任还做了一个统计,在二十七中上过中学的学生,著名的书画家、作家有二十四个,其中有王西京、樊洲、朱文杰、韩少立等等。


   

    八十年代的西安,人们都很真诚,比较重情义,人跟人见第一面认识首先不会想到利益,趣味相投,合得来就是朋友,就有交往。那时候街坊邻居的关系都很好,我十几岁开始学二胡,学板胡,哗啦一下子就会拥有很多拉二胡、板胡的朋友。梁家牌楼都是大院子,到晚上的时候,吃完饭我就坐在门道练琴,只要琴声响起,就会有人凑上来听,停下来就会互相探讨交流。那是真正的交流,那种学术的交流自然而然,大家在一起都会提高。

    张长城先生是板胡大师,很多板胡演奏家都是他的学生,他创作的板胡独奏曲《红军哥哥回来了》誉满中华。我们梁家牌楼十七号院子有一位拉板胡的高手是张长城的学生,外号叫二毛。晚上只要他一坐出来拉板胡,整条街都能听到他的琴声,他拉得实在太好了,太有韵味了,毎天晚上吃完饭后,只要二毛出来拉板胡,大家就会一人搬个小板凳一起坐在那静静地听。我们小孩子都希望能达到二毛那样的水平。

    那时候人真诚,比如说邻里有麻烦事儿了,就会积极的去帮助,那是一个自然的状态。梁家牌楼有很多大槐树,槐花盛开的时候,大家就会爬上去摘槐花吃,如果我上去弄槐花,下面有熟人,就自然地会先分给树底下的熟人吃,剩下的才自己拿回去,那个邻里和睦相处的环境,我觉得很好。

    我们院子和周围院子的建筑都是中国传统的格局,你到大门口就能看到雕塑(砖雕)。大门门槛外是一个空间,空间两侧都雕的花,柱子上都雕的花。门槛很高,小时候要很用力才能跨过去。门槛两侧是石头墩子,可以坐,厚厚的大门,里面有三个厚厚的门栓,进到大门以后还有一个空间,就像一间房子,人可以在进院子前在那里过渡一下。进到院子之后,墙上都刻了东西,院子里的柱子上肯定都有雕花,房间的墙,下面是砖垒起来的,上面都是木头雕刻的窗户、隔墙。房子里的墙都是木头雕的,所有的格局都是这样,每一处细节你都能看到手工匠人认真打磨的痕迹。

    后来所谓的城市改建,那么好的院子说拆就拆了,都修成了千篇一律的“棺材”楼。拆迁对文化的摧残、破坏是不可挽回的。我对这二十多年兴建的这个新城确实“不感冒”,你跟法国巴黎比比,自有体会。国外最低档的楼房,在中国一下子就流行了起来,所有的城市都变成了“棺材”楼集合地。原先江浙地区的小城多美,现在也全是“棺材”楼林立。现在的城市虽然区域扩大了,但是并没有提升,中国本土文化反而没有了,中国文化的一些高明、真实的东西没有了,变成了一个个大而肤浅、华而不实的东西。这种“棺材”楼里面的设施二十年以后就开始出问题了。在中国,张三祖祖辈辈住的房子,李四要开发建设就可以强行给拆了!分明是国家的资源,地球的资源,都被据为己有,比如这座山,张三一围,就开始收门票;地下金矿,李四一开采,就可以卖钱;地底下的煤,王五一挖,就可以出售了,而且这种事情国家政策还允许,你说怪不怪?

    不好意思,扯远了!

    话题还是回到我们现在居住的西安城。但是说心里话,长安城域是大了,人口是多了,但是人文情怀的东西少了,变成了大家虽然都住在这里,相互之间关系却很漠然,甚至于敌视,或许这就是历史发展到现代的必然吧。


   

    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之间的10年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10年。在八十年代期间,我的工作变动了数次,在画院之前,我在一家报纸任美编室主任,画广告、设计报纸等等这些实用的美术工作,那个时候还没有计算机,计算机应用到这些行业是在1996年才有的。说起这份美编室主任的工作,还蛮有意思的。改革开放以后,国家政策就活起来了,当时陕西要新创立一份报纸叫《广告报》。《广告报》的做法和过去传统的做法完全不同,它公开在西安市招聘员工,非常高调地在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广告。当年普遍的工资是四十元钱,美术编辑当时招一名,月薪是350元。这个消息一下子就吸引了三百人前去应聘,大厅都坐满了。招聘会只用了十分钟,招聘单位说,这是一个改革开放后的报纸,一切都要凭自己的能力,会后每个人都设计一份报纸,明天早上交稿,把你的新理念、新思想体现出来,要和我们以往看到的报纸不同。我当天通宵达旦画了一份报纸,画了插图,并且把标题都写上了,内文具体的文字打上黑线,报纸的直观风格已经呈现出来了。第二天有人交的是创意,有人交的是提纲,最后,在所有应聘的三百人中,报社就选中了我。

    《广告报》是周报,每个月有四期报纸,每期都要有广告设计,于是报社又从社会上招聘了五个特约美术编辑,画广告付钱。当时报社定的最低标准7元,最高标准15元,由我来整体统筹负责。有时复杂的设计要连续画七天,这就意味着你得连续六七个晚上不能睡觉,很辛苦。就这样,我一个月除了工资,还有六十元的广告绘制费,毎月拿到手的工资就有410元。那时只能用业余空闲的时间画中国画。


   

    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报社的工作慢慢就理顺了,后来美编又增加了,摄影记者也归我管,他们编,我审稿、把关就行了,所以出一份报纸我去报社两天就行了。这也是一个机遇,我才有时间参加西安中国画院的筹建工作。1984年王西京对我们说,南方那边苏州、常熟都有画院,西安这么大一座城市,我们也应该给西安的画家搭建一个展示艺术创作的平台,成立西安国画院。把筹建画院的报告递上去后,当时的市委书记特别支持,很快在1985年的8月1号就成立了西安中国画院。刚成立的西安中国画院是群众团体,没有编制,是挂在西安市文联。我们希望西安中国画院是一个体制内带国家正规编制的文化亊业单位,王西京就去找当时的市长。市长说政府没钱,画院若能筹到建设资金,政府就给画院正式编制。我们后来就去国外做展览,卖的钱都放到画院建设上面了。王西京的能量很大,他又从国家纪委争取到了专项资金及日本财团的赞助资金,当时建一个四十多户的家属楼,才用四十多万元。1986年我们就筹了近三百万元,建设画院的费用肯定够了。于是政府就把编制给了画院。

    选址的时候在西安跑了24个地方,最终大家就选择了现在南二环路西安中国画院这个地方。南二环路那里原来是一条河,河里还有鱼虾,旁边是农田。含光路也早就有了,不过以前不叫含光路,而叫陵园路,就是通往明德门烈士陵园的路。后来为什么改名含光路了呢?因为含光路的位置比较好,很多外国人想来投资,陵园路用英语翻译过来就是“通向死亡的路”,就没人敢在此投资了。所以才把名字给改了。我们画院当时60万就买了十亩地,现在那块地方一亩地600万都买不到。画院成立以后,国家给了编制,成了文化部下属的一个单位,我就调到西安中国画院工作了。所以在八十年代的时候,这些经历都是我这一生最重要的经历,社会关系也都是在那时建立起来的。调到画院工作以后,成为专业画家,创作条件明显提升,出行考察、学术交流、文艺汇报等形式的文化活动明显就多了起来。这期间我为陕西宾馆总统楼、止园饭店宴会厅、西安市委常委会议室等楼堂馆所创作了一些作品,同时也开始广泛涉猎西方艺术理念,开拓视野,开创思路,以期在中国画创作上有所成就。当年我刚过而立之年,非常幸运!说到这里,还真是要感谢王西京当年的发心和后来的努力,才保证了我们安定优越的创作条件

    为什么从1992年我进山了呢?这确是因缘所至。1992年那一年,国家搞社教工作,抽调艺术家参与,画院派我去了。当时的市委书记送我们的时候说,你们去参加社教了解下面的情况,不一定搞具体的工作,就是用心体会一下,或许对你们今后的创作有帮助。结果到终南山住了半年之后,我发现中国山水画要想成就,住在城里是不行的,必须从自然中吸取灵气。从那以后我就把终南山当作基地,开始考察秦岭。太白山、华山,72个峪到处跑,一直到1998年确定要在翠华山建房子,这个状态是自然而然形成的。我隐居终南不是消极避世,是感受到秦岭终南山的博大厚重以及终南山与中国文化的渊源,才随缘进入了一种相对纯粹的生活创作环境,避免了城市生活中许多无益的应酬,把时间精力用在研究中国画的工作中。大家都知道,要做好一件亊,静心专心很重要。住在山里杂亊相对少些,空气又清新,身心处在生命的较佳状态,容易有成效。我自己的感觉是在画院画室工作六小时就疲倦了,在山上工作十二个小时也不会觉得累。我在山上不是闲居,我是以琴拳书画为载体,深层次的学习研究中国文化,体悟中国文化精神。我觉得不论是在城市或在山里隐居,都是超越浮浅喧闹的大众文化,了解体验真理的较佳途径。出世间智是中国文化的重要内容,用在文化艺术创作中,必然会有超凡脱俗的品质。在山中通过对释道经典的实修,我们了解了人生的意义,了解了亊物发展的规律,进而步入了一种自由自在的生活。几年前我对成功和成就两个词提出了自己的定义,“人生最大的成功是身心健康,人生最大的成就是随缘生灭。”

    住山二十四年,我在艺术创作上有很大的收获。前四年是对山水外在形象的了解,随后开始感悟大自然的内在气质及律动,这种感悟是持续不断在发展着。1996年开始绘画语言的开拓试验,彩墨山水系列就是这个时期的成果。2005年经过各种试验后重新认识到中国传统绘画的高明,开始沿着中国绘画体系的高度出发寻找超越与拓展,终于在2009年开创了曲线交织画法并提出了“物我相忘,因缘生发”的创作理念。这个理念的核心是要超越知识的局限,融入大自然无限的创造力。

   

    画画是天意,也有机缘。我从小就无理由的喜欢音乐绘画,这是天意。文革开始时我小学五年级,学校停课闹革命,正好拜师学画,从此成为毕生亊业。这就是所谓的机缘。我学画的那些年,有幸先后遇到四位老师,对我以后绘画的成长简直不可估量。十三岁的时候,亲戚给我介绍了一位老师李西岩先生,他是五十年代西安著名的一位画家。中国传统山水画自有规范,李老师教给我传统青绿山水画的画法,如何勾勒、皴擦、点染、着色都有成法技巧,把这个都学习到了。三年以后,先生让我看他的藏品,王雪涛,陆俨少,还有上海的王个移,都小心翼翼地翻出来让我看。后来先生就索性借给我拿回家临摹,先生说我画花鸟手气很好。于是就又介绍了一位老师给我,他把我带到叶访樵先生那儿了,六十年代叶访樵先生曾在美院当教授,我拜师时叶老已经八十岁了,一直到叶老去世,我就一直跟着叶老学画,耳濡目染,受益匪浅。

    在这期间,我一位大哥汪秦生又给我介绍了康师尧先生,我喜欢到康师尧先生那儿去。还有王子武先生,我们关系很好时常见面。1974年给叶访樵先生祝寿,有幸认识石鲁先生,石鲁先生寿宴后租脚踏三轮车送叶老回家,我们学生辈骑着自行车尾随其后,十分壮观。石鲁先生当年被外界误认为“疯子”,备受折磨,“文革”结束后,石鲁先生住院期间我曾经想辞了工作去伺候他,他得了传染病肺结核,在当时那是要命的病,人已经浮肿,但是我不在意。那时方济众先生刚从汉中调回西安主持美协工作,我给方老师提出要去照顾石先生的想法,因为当时都怕肺结核传染,很难找到合适的人,方先生就带我去医院见石先生,表达了我愿意辞了工作来照顾他的想法。石先生坚决不同意,说不知道他的病能不能治好,不能因此耽误了我的前程。那个时代,丢了工作就等于沒饭吃了。

     李西岩和叶访樵先生,教给我的是传统绘画规范的笔墨技巧、落款、构图;康师尧先生是引导我去创作,鼓励我选择新的题材,寻找新的表现方法。强调从生活中去找题材,有创新的意识在里面,把模仿逐渐消化掉。康先生经常在上课的时候不讲绘画,而讲文化的方方面面,他其实教我们的是全面了解艺术门类,做到融汇贯通,我随康先生学习也有很多年了,从1974年跟着先生学习,一直到他去世。先生嫌我去他那里的次数太少,有一次就私下对我说,他的学生虽然也不少,但是据他的观察和了解,觉得我日后能成器,所以他希望我以后能多去,他希望把自己毕生所学尽可能的教给我。1960年到1962年石鲁先生经常组织画家到秦岭写生。“文革”结束后,方济众先生回来主持美协工作,再次组织大家到秦岭去写生,重新恢复了石先生当时的那种做法,康先生知道了我们要去秦岭写生,出发前天没亮就跑到小南门长途汽车站去送我们,交代我们说主要是体会,形象的东西你们都掌握了,要体会内在的东西,要观察细致。那种对学生的关怀,历历在目,终生难忘。

    这个阶段四位先生的关怀,让我了解到中国传统绘画系统中必须具备的一些规律。在此特别需要强调的是,石先生不同于其他先生,他启发我了解到,绘画创新重要的是理念,前所未有,革命性的理念。我第一次带着画去请石先生指导,石先生说,这不是你的画,因为是用的别人的技法理念。这种学习的经历让我慢慢知道,画出自己的东西才是最主要的。什么叫画家,画家就是已经构建了自己的绘画语言,你至少得够这个标准,才能够称之为画家。比如说一个画画的人,已经画了七八十年了,年龄虽大,但是还在用别人的方法画画,这个还在“学生”阶段,这都是在石先生的指点之后才慢慢形成的认知。

    所以,拿这个标准来衡量的话,现在画中国画的人,有太多人还在用别人的方法画画,只是画了不同的题材而已。正因为有八十年代跟着四位先生的学习经历,所以对我来说太重要了。八十年代有几个重要的节点,第一,我有了画家的身份,第二,我知道了画应该怎样画,艺术的路应该怎样走。中国文化强调为学的三个阶段,第一是“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你对整体不了解,就不知道要向哪个方向走。八十年代我了解了中国传统绘画的体系,知道这条道路该怎样走,以及个人创作生涯的方向该指向何方。第二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开始下功夫,实际修行操练、实验、创作。1992年我进山之后,二十四年,天天都不敢松懈,做了各种实验,就是要寻找一个新的东西,我的理念不仅仅是求新,不仅仅是超越传统,还要将咱们中国传统绘画继承下去,在这个基础上找到新的东西,所以需要集大成。这二十四年间,不断地吸纳、实验,后来才有了所谓的“众里寻她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2009年突然发现线条和古琴声音之间的一种内在的关系,那是在操琴的时候不经意之间发现的,然后才出现了曲线交织画法。在境界上已经不再去表现事物外在的形象了,进入到一个精神的表达,音乐的表达。在表现方法上,和所有的人都不一样,和古人不一样,和当前所有的画家不一样。可以说这三个阶段,是由八十年代这个基础起步,慢慢达成的。


    六

    现在的中国绘画在国外不被了解,别人看不起,有很多原因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比如外国人组团来中国旅游,在旅游景点到处有画廊卖商品画给外国人,商贩不诚实,江湖上随便什么人画的画,说成是我们中国的绘画大师画的,要么到处仿造绘画大家的作品以次充好,说是大师就能卖高价。外国人很诚恳,你说是大师,他就相信了,但是他又很懂艺术,能看出来这画并不好,于是老外就有一个“中国大师画得很差”的印象,这个印象后来变得越来越普遍。而政府不作为,对这种欺诈行为放任自流,江湖骗子以赚钱为目的糟蹋中国文化,在国外逐渐就形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

    另一个原因,中国文化的高明之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被人了解。近两百年来,因为西学东渐,在中国近代史上有话语权的人,包括康有为、梁启超,在绘画领域的徐悲鸿等人,他们极力推崇西方,主张将西方的文化理念引进来,后来逐渐在中国就形成了一个热潮,大家都倾向于了解西方文化,中国的教育成了西方的教育体系。比如说美院,契斯恰科夫教学体系到现在还在用,在欧洲,当时就已经是落后的东西了,咱中国从1950年开始,通过这个体系培养出了大批美术界的人物,他们大多数都没有来得及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高深部分。我们常说门外汉,你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没有机会进入中国文化的门里来,怎么去了解中国文化?中国文化高深的部分,精妙的部分被人们冷漠,一百多年来,就变成了现在这样。但是,中国文化的文脉并没有断,薪火并未熄灭,在民间有一部分人很好地继承了中国文脉,保留了中国文化的高度和深度,只要有适当的时机,自然会发扬光大。

    现在这个趋势已经有了,大家也都能感觉到,西方文化的一些东西,需要重新整理,重新开始发现中国文化,这个也已经形成了世界态势,全世界都开始关注中国文化。国外的孩子想到中国来,学习汉语,学习中国的文言文,学习中国的传统绘画,中国文化的弘扬就在未来的十年到二十年之间。这是一个机会,中国文化得以弘扬,在世界范围发扬光大是一个态势。西安是个文化重镇,王者之城,气象庄严。三千年前周文王立为国都,历经周、秦、汉、唐。中国文化的发源地就是秦地。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在西安,西安有中国文化的厚度、高度和深度。虽然宋以后文化中心南移,但是不影响西安的厚度,中国传统文化已经积淀在西安了。


   

    去年我住山的时候,北京太和艺术空间董亊长贾廷峰先生来西安,想邀请我去法国做一场展览。他想到了一个特别的展览形式,展览由三个部分构成,在做画展的同时,做一场古琴音乐会,还有一场面对法国艺术界纯学术的讲座。因为同时有三个内容,所以是一个饱满、立体的呈现,他这个策展的思路提出来时我感到很振奋,大家也都非常认可,就开始做准备。法国那边合作方到西安来做考察,了解我的作品,商讨音乐会的一些细节,我还带他们到终南山樊洲中国画馆住了两天,体验了我在山中的创作生活。

    我2012年在巴黎做展览是在中国文化部驻法国的一个机构——中国文化中心。这一次是受法国艺术家协会主席的邀请,由中国的一个机构和法国的两个机构主办的。来参加开幕的都是法国艺术界一些团体机构的领导、艺术家。展览是真正打动了法国人,在展览之前法国的诸多媒体做了充分的报道,展览期间很多人来看展览。我做了一本大书,来配合这个展览,因为展览的作品原作只有56幅,可是这本书收集了我2009年后新创作的曲线交织画法作品近400幅。这本书当时的概念就是“流动的展览”。这是我们中国雅昌文化机构的一个创意,而且据雅昌相关人员说,他们这个创意在西北地区我是第一本,正好配合法国这个展览,时机很凑巧。这次在法国展览也让我真正的和法国的艺术界有了一个对接。

    我和法兰西艺术学院是很有缘分的,2012年学院有10位院士来参加我展览的开幕,还请我去法兰西艺术学院做客,参观了法兰西艺术学院。我2009年发现了曲线交织画法,国内一些杂志媒体也做过介绍,很多人也都看到了我的画,但真正能懂我画的人很少。这次展览开幕的第二天,院士高里昻先生又请我去了法兰西艺术学院,这一次我也听到了法国人对我画的看法,我发现法国人特别懂我的画。他们所讲的,正好就是我画里表达的东西。法国人从我的画里看到我们的精神,看到我们身体的状态,甚至看到我在画某一条线时用的力度。有一个法国艺术家协会的画家对我说,法国人画画用的是胳膊的劲儿,你这个画,用的是身体的整劲儿。身体动起来,虚实转換,圆融无碍,所以那个线条是连绵不断的。另外一位艺术家说,你这个画,和大自然的那种流动很契合,你肯定是平时有一种修炼的方法。

    那个讲座持续了三个小时,我的题目是“有一种境界超越了当代”,主要是想把中国文化深层的内容阐述清楚让法国人了解。中国文化的理念讲求天人合一之境,在西方的观念里面,一般都是倾向于表达个人的特殊的理解,个人特殊的情怀,个人特殊的情感,个人特殊的对社会的认识,强化的是个体生命对世界的理解,然后以极端的方式表达出来,这是西方理念通常所追求的境界。但是我们中国文化所标榜的中和境界,是要超越这些个人的情感,做到“物我相忘,因缘生发”,就是自我和所表现的对象,都让它弱化,甚至让它消失,与大自然的律动合拍,表现大自然的律动。我们所达成的这个境界在西方观念里是没有的。完全放下自我超越自我再进行绘画的时候,这种创作状态其实就是和大自然运作的规律完全融汇,自由自在的抒发表达,这种抒发表达方式不是我们个人学识、修养、情感的这种表达,它是替大自然代言的状态。或者说是进入天人合一之境。那天有观众提出了一个问题,在西方国家大多数人都有信仰,在中国虽然也有宗教,但是不像国外这样强调,他问我怎样看待信仰的问题?我说,基督教创造了一个神,所谓的上帝,提出的理念是“上帝是关照着一切的”,我们现在所了解的实相是没有一个能主宰一切的神,统御天下万物的是宇宙本体,很多词都可表述,如“道”“自性”“大自然”“无极”等等,它是虚态的,天下万物都是由这个虚态本体生发的。他们听不懂这个,他们觉得上帝就是最大的,是第一级的。


    八

    西安是中国重要的城市,是中国历史上十三朝古都,四季分明,风调雨顺,气候宜人。中华文明发展最輝煌的时期是在西安,释道两家及文化艺术界最重要的人物都成就于终南山或西安,如老子、王重阳、陈抟、玄奘、虚云、印光,现代石鲁、赵望云等,举不胜举。西安是生我、养我的地方,四十岁后我又有机缘在终南山实修因而有所发现,生于此、长于此、成于此。对西安是有深厚感情的。现在西安的规划与格局正在成为一个国际化的大城市,改变是有目共睹的。自己的家乡,咱的根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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