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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红色血脉,再现革命史诗

2016-10-10 08:51:09 来源:http://blog.sina.com.cn/dagongweifeng 作者:魏锋

——访《根据地》作者、著名军旅作家党益民

   党益民,陕西富平人,诉讼法学研究生。武警辽宁总队副政委,大校警衔。曾2次荣立二等功,11次荣立三等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曾出版《喧嚣荒塬》《一路格桑花》《石羊里的西夏》(又名〈屠城〉)《父亲的雪山,母亲的河》《阿宫》《根据地》《雪祭》等7部长篇小说,散文集《西藏,灵魂的栖息地》,长篇报告文学《用胸膛行走西藏》《守望天山》。作品曾获中国作家“大红鹰”文学奖、第十届全军文艺新作品一等奖、第三届和第四届徐迟文学奖、第五届北京文学奖、第四届鲁迅文学奖、陕西省第二届柳青文学奖。多部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



 

党益民在《根据地》新闻发布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参观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照金纪念馆指出:“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要加强对革命根据地历史的研究,总结历史经验,更好发扬革命精神和优良传统。”

    著名军旅作家党益民,十年磨一剑,不忘根本心系家乡,以坚实的现实主义笔触和充满想象力的浪漫主义激情,书写出气势恢弘的红色篇章。他创作的长篇小说《根据地》立足革命史实,全景式再现了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革命家点燃革命烈火,创建保存革命力量的摇篮、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是党史军史的生动读本,为我们开启了回眸峥嵘岁月的独特视窗。红军长征结束时,这块“仅存的根据地”为中央红军提供了可靠的“落脚点”,为中国共产党东征抗日和最后夺取全国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据悉,长篇小说《根据地》是目前国内唯一一部经中央党史办审核批准、关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斗争历程的长篇小说,是一部具有很高艺术水准,对党史、军史有着重大现实意义的文艺作品,由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何建明、贾平凹、王树增、白烨、李炳银、李星、李险峰、魏春春等著名作家、评论家给予了高度评价,以《根据地》为蓝本的戏剧、电影、电视剧将陆续推出。日前,【魏锋】独家专访了著名军旅作家党益民,听他讲述老一辈革命家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奋斗历程和他创作这部小说的故事。

    魏锋:党老师您好,您创作的长篇小说《根据地》再现了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革命家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艰难历程。请您谈一谈创作这部书的初衷?

    党益民:谢谢贵报的采访。我出生在陕西富平县老庙镇,那里地处关中平原向陕北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独特的地理位置给当年“闹红”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小时候,我经常听老人们讲“闹红”的事情。上个世纪,我们富平出了两个名人:一个是胡景翼,一个是习仲勋。胡景翼是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军重要将领,曾担任国民革命军二军军长,后死于河南。他担任陕西靖国军第四路军司令时,拿出部分军费,在富平庄里镇创办了“靖国军阵亡将士子女学校”,后来改名为“立诚学校”。习仲勋在这所学校上学时,跟随老师严木三开始“闹红”。后来,习仲勋与刘志丹等人在离富平不远的照金建立了根据地,后又北撤南梁。习仲勋二十一岁当选为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我们老庙镇有个老革命叫刘铁山,与习仲勋相熟,他们曾经一起在国民党军队里搞过“兵运”。习仲勋领导的“两当兵变”失败后,刘铁山回到了老庙镇,建立起一支地下武装,抄了当地军阀“田葫芦”的家,将抄没的财产一部分换成了武器,剩下的分给了当地的穷苦百姓。“田葫芦”名叫田生春,他家六井村距我家仅有几里地。田生春是国民军第二军第二师第四旅旅长,后升任岳西峰南路军第二师师长,当年驻扎在离我家十几里的美原镇。大革命失败后,著名共产党人、国民联军警卫师师长兼中山军事学校校长史可轩,受党指派“北上山区,求存生根”,准备去陕北创建革命根据地,率部途经美原镇,在东门外水度村宿营。史可轩对田有救命之恩,二人素来交好,遂想劝田一起北上革命。不料田生春恩将仇报,残忍地杀害了史可轩。我的二伯父小时候逃荒落脚在宜君的大山里,后来因给地主家放牛时丢了牛,不敢回家,参加了游击队,解放前夕退伍回乡务农,至今仍生活在黄土圪崂里。在我们家乡,像这样的“闹红”故事还有很多,我对这些很感兴趣,很早就想写这么一部书。


   魏锋:您从酝酿构思到完成书稿,用了整整十年时间,请您具体谈一谈创作这部书的过程?


   党益民:我十九岁从军离开富平老家,先后在青海、四川、西藏、北京、新疆、辽宁工作过。三十多年来,我写过十部书,其中有写戍边艰苦生活的,也有写关中历史和西夏王朝覆灭的,但一直没敢触碰陕甘边“闹红”这段历史。我知道,不做大量的史料收集和研究工作,仅凭满腔热忱并不能把这段历史面貌真实生动丰满地予以再现。

    这部书最初的叫《照金》,后经反复斟酌,定名为《根据地》。这部长篇小说含蕴着“两个十年”:一是记述了中央红军长征“落脚”陕北之前,陕甘边红色武装力量长达十年的革命史;二是我从开始研究这段历史、酝酿构思到完成书稿,恰好也用了整整十年时间。

    2005年5月,我从一位陕甘红军家人那里得到一套相关资料,如获至宝,开始系统学习与研究,萌生了述说这段历史的念头。后来又查阅了很多史料,并利用假期去照金和南梁等地进行过几次实地考察。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革命家创建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摸索出了游击战争的地域特点和规律,逐渐形成了在西北武装割据的局面,最终成为中国革命的“落脚点”和“出发点”。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长征途中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两支红军力量又很快分裂,张国焘率八万红军南下,毛泽东率七千中央红军北上。后来,中央红军在缴获的国民党报纸上发现陕北还有一块仅存的革命根据地,毛泽东才决定将陕北作为长征的“落脚点”。可是当时,国民党军队正在对陕甘边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第三次“围剿”,根据地内部也正在遭遇错误肃反的劫难。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立即纠正了错误肃反,发动了直罗镇战役,粉碎了国民党的“围剿”,为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

    2010年春节期间,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太白文艺出版社党靖社长找到我,说他想出版一部有关陕甘边根据地题材的长篇小说,想请我创作这部书。党靖也出生在那片“闹红”的土地上,对那段历史一直情有独钟。他认为我是创作这部书的最佳人选,他的理由有三:其一,我是渭北富平人,了解根据地的地形地貌、方言土语和风土人情;其二,他说我曾获过鲁迅文学奖、陕西柳青文学奖等多种奖项,作品的质量不会差;其三,我是军人,政治上不会出什么问题,而且我在一线部队带兵,写战争题材很有把握。但那时我却很犹豫,主要有三个担心:一是某些历史事件诸如三嘉塬缴枪、红军南下全军覆灭、陕西省委主要领导被捕叛变、陕北肃反扩大化等等,这些既十分复杂又非常敏感,我担心把握不好;二是担心由于题材重大,审读起来比较麻烦。果然,书稿完成后经过了两年审读,我先后做了四次修改。三是担心创作时间无法保证。因为我是一线带兵人,不是“专业作家”,日常工作很忙,写作只能利用晚上和节假日,创作时间难以保证,长期加班加点又担心身体吃不消。但是经过再三思量,最终觉得由我来讲述这段历史,也许是陕甘红军英烈们分派给我的任务,是一种机缘,于是便接下了这个“活儿”。

    2011年,我在国防大学上学期间,利用课余时间在图书馆查阅核实了许多资料,并开始构思草拟这部作品。2012年夏天,我在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全军纪委书记培训班”学习期间,又在陕西各大图书馆查证了一些资料。更为重要的是,这期间我还登门采访了刘志丹的女儿刘力贞老人,对一些历史问题进行了核实。我还抽空到照金、南梁、陕北等地实地考察,增强了对根据地的感性认识。

    2013年10月初,上级拟将我从新疆调往沈阳工作,等待命令期间,我有半个月假期。我回到富平老家,想在习仲勋出生和安葬的地方,最后完成这部书稿。我白天照顾患病的母亲,夜里抽时间写作。每天凌晨两三点钟就悄悄起床,一直写到天亮母亲醒来。现在,母亲已经去世两年了,她再也看不到我写的书了,再也不能对我说“你慢慢写,别太辛苦,注意身体”之类的话了。10月15日,我终于完成了书稿,那天正是习仲勋诞辰100周年。我和妻子早早起来,步行来到习仲勋陵园。我们是那天第一批走进陵园的人。我们向习老敬献了花圈。站在习老墓前,我在心里默默地说:习老,我终于写完了,我用这部书向您致敬,向所有陕甘边红军英烈致敬!

    魏锋:对于一部长篇小说创作来说,一个合理的结构非常重要。您的《根据地》为什么要用这种结构?

    党益民:您说得很对,长篇小说创作的关键,在于给故事找到一个合理的结构。在《根据地》的创作中,我采取了先点后面、线面结合、多线交织的叙事结构。所谓点,就是从每个人的初期革命经历写起,人随事来,事了人去;所谓线,就是分出多个事件的线头,一条条捋顺,尔后再将这些线头捏在一起,拧成一股向前推进;所谓面,就是先写陕甘边根据地,再写陕北根据地,然后把两个根据地重合在一起写,这样便可以全景式地再现根据地的历史总体面貌,而且脉络清晰,不会给人凌乱的感觉。在叙事的策略上,我设置了两条情节线:一条是敌我双方的正面交锋,一条是不见硝烟的地下斗争。前者着眼于叙事的真实性与惨烈性,后者则注重叙事的悬念性和可读性。这样既能凸显个体的人生传奇,又能将众多的历史人物汇聚在一起,呈现出历史进程中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魏锋:革命历史小说创作主要是通过再现历史场景,即类似于对革命历史过程的纪实性记录,以肯定革命的正确性。您认为这部小说的创作,书写上有哪些不同?

    党益民:《根据地》无疑是革命历史叙事,在这部作品的创作过程中,我始终告诫自己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尊重历史。真实是底线,也是原则。宁可少写,不能胡写;宁可少说,不能戏说。第二,情节的处理上“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大事是指史有所载的人和事,它们是构成历史叙事的基石,不能随意虚构;小事是指根据具体的历史背景合理虚构的一些无足轻重的小人物和小细节,它们是“小说”文本的生动性、丰富性的体现。第三,要注重作品的文学性。革命历史小说需要艺术地讲述历史,惟其如此,方能产生吸引力和感染力,增强文本的可读性。当然,这是我创作上的追求,未必能够完全达到。

    长篇小说《一路格桑花》出版。该书出版后曾经在《北京青年报》连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长篇连播,当年入选新闻出版总署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的“百部优秀图书”,同名电视连续剧2010年7月在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时间播出。

    魏锋:您从事文学创作三十多年来,创作了十余部作品,有的作品获奖,有的改编成影视剧。请您谈一谈您最喜欢自己的哪部作品,为什么?在写作过程中,有哪些难忘的经历?

    党益民:这些作品都是我的孩子,我都喜欢。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部让自己特别满意的作品,这些作品总有这样那样的不足,就像一个人一样,总会有缺点。2002年《喧嚣荒塬》出版后,我才开始引起文坛和读者的注意。《喧嚣荒塬》也是写家乡富平的,时间跨度正好是上世纪前半叶,这部长篇小说在《中国作家》首发后,当年获得《中国作家》每年只评一部长篇小说的“大红鹰”文学奖,然后在作家出版社出版,被评论界誉为“关中清明上河图”,后来又获得了巴金文学院大奖。2004年,长篇小说《一路格桑花》出版。该书出版后曾经在《北京青年报》连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长篇连播,当年入选新闻出版总署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的“百部优秀图书”,同名电视连续剧2010年7月在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时间播出。那年底,我创作了长篇报告文学《用胸膛行走西藏》,该书出版后先后获得了第十届全军文艺一等奖、第三届徐迟文学奖、第四届鲁迅文学奖,英文版在第44届伦敦书展展销。

    西藏是我灵魂栖息的地方。当兵34年,我先后40多次进藏,这几年由于工作关系去的少了,以前几乎每年都要去一两次西藏,最多的一年去过5次。在西藏,我经历过好几次生死劫难。在西藏,我感受最深的是活着的艰难和死去的容易。1983年,当时还是新兵的我首次入藏,翻越唐古拉的时候,可能是高原反应,刚下车没走几步,就一头栽倒在地上,额头磕出了血,过了很久才慢慢醒过来。但许多人倒下后就再也没有醒过来。军校毕业后,我在军队当新闻干事,一次又一次地走进西藏。最让我难忘的是川藏线和新藏线,在这两条被称为西藏“生命线”的国防公路上,常年生活、战斗着我的许许多多的战友们。通往西藏的高原路上,几乎每一公里都有一个筑路兵年轻的灵魂。他们就像是高原上的格桑花,默默地将青春和生命绽放在雪山上,美丽、纯净,却鲜为人知。他们走了,我还活着。我想念他们,想念西藏。我想把他们写出来,想把他们的故事告诉大家。我想让大家知道,西藏有这么一支部队,有这么一群筑路兵。《一路格桑花》封面上有几句话:我爱的花儿在高原,它的美丽很少有人看见;我爱的人儿在高原,他的笑容没有被污染。这就是我想表达的东西。

    我去新疆工作后,发现了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经过采访,我利用在天山基层部队蹲点的晚上时间,创作完成了长篇报告文学《守望天山》。30年多前,部队在修筑天山公路时,遇到了大雪封山,官兵被围困在雪山上,弹尽粮绝,连队派新兵陈俊贵与另外三名战友去40公里外送信求援。四名战士带了20个馒头,在冰天雪地里爬行了三天三夜,生命遭到极大威胁。班长郑林书将最后一个馒头让给了陈俊贵,陈俊贵因此活了下来,而班长郑林书和副班长罗强英勇牺牲,陈俊贵腿部冻残,另一名战士陈卫星脚头被冻掉。陈俊贵复员回家后十分思念班长,抛弃了县城的工作,带着妻子和刚出生不久的儿子重返天山,为班长和168名烈士守墓,他至今还守护在天山上。这部书出版后,《读者》和《新华文摘》等多家报刊摘转,后来获得徐迟文学奖,还被拍摄成电影、改编成歌剧,书中的主人公——退伍老兵陈俊贵,被评为“全国道德模范”和“感动中国十大人物”,先后受到胡主席和习主席的接见。

    魏锋:您平时喜欢阅读哪些类型的图书?最喜欢的或者对您影响最深的作品有哪些?

    党益民:我读外国文学比较多。雨果、巴尔扎克、略萨、阿连德、索尔仁尼琴、莫里亚克、奥兹、陀思妥耶夫斯基、司各特、远藤周作、海明威、福楼拜、帕慕克、卡佛、奈保尔、霍桑、马尔克斯、鲁尔福等等,他们的书我都看,各有各的风格,各有各的营养,他们的书对我都有帮助,说不上最喜欢谁的。

    魏锋:写作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您同时还要在生活中做好其他的角色,您是怎样安排的?

    党益民:我是职业军人,业余作家。我不太喜欢别人叫我作家。写作不是我的职业,只是我灵魂栖息的一种方式。我平时工作很忙,只能利用晚上和节假日写作。我在边疆工作时间比较长,与爱人两地分居的时间加起来大概有十七八年。分居当然不是好事,但却让我有了更多的业余时间进行写作。两地分居成就了我的写作。

    魏锋:随着以互联网为主体的各种新媒体的快捷应用,网络文学也开始在风靡开来。网络文学跟中国传统文学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对此您怎么看?

    党益民:网络文学发展很快,我有时也看,但看的不多。不管是传统文学还是网络文学,只要写得好,读者喜欢看,就是好作品。

    魏锋:能否向读者透露下,您以后的创作方向和下一步创作计划是什么?

    党益民:有计划,但还不成熟,不便透露。我准备封笔三四年,静下心来好好读些书,想想如何突破自己。我对自己以前的作品都不是很满意。等我觉得可以动笔了,再写下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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