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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故乡宣告灭亡了

2016-06-26 15:05:17 来源:腾讯大家 作者:张丰
1998年1月,我读大一,那是离开故乡后的第一个寒假。深夜中火车在陇海线前行,过徐州,朝西走,先经过一个叫砀山的小站,那是安徽的一角。车上“砀山梨”的叫卖声逐渐消失,已经是凌晨三四点,人都睡得东倒西歪,这时,列车员大声喊道:“醒醒,醒醒,前面就是河南啦。”

过了两年,我读到一本叫《河南人惹谁了》的书,里面讲了很多有关河南人的段子,这些段子充满了对河南人的“偏见”和“污蔑”。比如“董存瑞的故事”:董存瑞和河南籍战友冒着敌人枪林弹雨,冲到了桥下,因炸药包没有合适的位置,战友提出,让董存瑞等着,他去找东西,来支撑炸药包。结果战友一去不返,董存瑞手举炸药包,炸掉了敌人的碉堡,死前高呼:河南人是骗子!——这个段子还可以改成黄继光版本,他穿上了河南战友给的防弹衣去堵抢眼。读这本书,我才知道,列车员那句“前面就是河南啦”并不是提醒我商丘站就要到了,她提醒的是那些不下车的人:河南就要到了,就注意自己的行李啊。

苦涩的是,有关董存瑞的段子是假的,但它反映的“本质”确实真实的。夏天洗头,去小卖部买那种袋装洗发水,飘柔或海飞丝,撕开一闻,有烤红薯的味道,包装袋上印的厂址是:郸城县某某镇。这洗发水唯一真实的也许就是产地了。弟弟喜欢喝酒,有一年从外地回来,按酒量才到一半,但却大醉,他叹息:河南的酒真是喝不得。这些都是董存瑞故事的变体,但却是故乡的日常生活。

吊诡之处在于,最喜欢讲这种段子的,恰恰是河南人。在老家,邻居家的哥哥就给我讲过《河南人惹谁了》中的段子,而他明显没有读过这本书。书的立意,当然是反驳种种对河南人的污蔑,但是很明显,能传播的并不是“反驳”,而是“污蔑”。外地朋友消费这些段子,往往小心翼翼,而河南的朋友讲起来,则是眉飞色舞。他们会有点“自豪”地说:我们河南人形象就是这么差。几年后我到北京读研究生,从报纸上看到,河南省政府在驻京办事处举办活动,为河南人正名云云,可见,这本书在当时的影响力很大。这些年来,中国流行各种地域攻击,这些当然不值一驳,但是这种无处不在的污名化却反映出“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的事实。



我开头讲的火车上的故事,当然不是段子,那是我第一次还乡之路的开始。我在凌晨5点半抵达商丘,天仍然未亮,走出车站,除了身后的“商丘站”三个字,什么都看不见,只得叫了一辆三轮车到汽车站。车夫年纪和我父亲相仿,几分钟后,他载我到一个小胡同,说:到啦。没有车站,没有车,甚至没有光。我知道自己被骗了,问:多少钱?他答:5元。我没有争辩,也没有戳穿,给了他5元,背着包朝反方向走去。走到大路上,问了行人,乘坐公交车到了“商丘汽车站”。乘坐8点钟的汽车,前往郸城县城,再换成“蹦蹦车”(一种农用三轮车改装的交通工具),抵达一个乡镇,最后步行抵达我所长大的村庄。全部路程大约140公里,等我到家,已经是晚上9点了。

140公里,用了13个小时。8点的班车,在12点才正式离开车站,而到了另一个县城,所有的乘客全部被甩卖到另一辆车上,又要买一次票。后来我听说一个故事,一位沈丘县的大学生,在从商丘到沈丘的路途中被中途甩卖,他因为拒绝再买一次车票而被打死了,他的几个哥哥悲愤至极,每天拿着钢管、砍刀在路上等候,寻找仇家。第一次返乡,让我意识到自己的懦弱:被骗5元,没敢争辩,中途被甩,也未敢拒绝重复购票。我的沉默,是一种本能,或许是十足“河南性”的,如果大家都不沉默,他们又如何能够得逞?而他们,那些车夫和司机,也是河南人,他们正是那些到处传播的段子所形容的“客体”,他们是不是也代表一种“河南性”?

原谅我啰嗦这些路上的经历,因为这并不是专属于我的倒霉事。我那些在外地读书的同学们,多半都有类似的经历,而我不止一次地经历了这些。后来我才知道,在商丘火车站的对面,就是一个汽车站,也是最正规的车站,但在这个车站发往郸城的车,仍然会中途被甩卖。几年后,我到北京读研,换了一条回家的线路,沿京广线,从北京到郑州,然后再从郑州坐大巴回郸城。省城出发,车更高级,但是被兜圈和甩卖,仍是家常便饭。在河南,你无法估计回家的时间,这种不确定性似乎是每个人观念的一部分,在家等我归来的父母无疑知道这一点,因此也并不特别焦虑。

回故乡,总是很难。第一次返乡,为了提高自己的安全感,我试图在商丘改说河南话,但是竟然一句都说不出,到县城,仍然只能讲普通话。面对恶行时的软弱和表达时的失语,我经历了双重的沉默。直到见到父母的那一瞬间,我才成功地捡起了乡音。而离开,总是那么容易,那么多年,从县城出发,不管是到商丘还是到郑州,总是非常顺利,从没遇到中途被甩的情况。从县城往大城市的班车班次很少,因此反而能够准时,而返乡时,那趟返回的县城的班车,并不容易碰上,所乘坐的大概是商丘或郑州司机营运的车辆,这种宰客行为,大概是城市对乡村的霸权?

我所生长的村庄,叫张老庄,距离安徽省只有500米。而张姓的坟地,距离省界只有50米。前年,周口市掀起平坟运动,作为退休教师和中共党员的父亲,必须表现出更高的觉悟,在规定的时限到来之前,他顶住压力,带头去把我家的祖坟平了。除夕上坟的时候,看到别人隆坟,他又随大流把坟堆起来了。1999年,家乡遭遇百年一遇的大旱,小麦减产严重,而秋季作物颗粒无收,但是政府所收款项不见减少,农民们决定上访,全村出动,乘坐十多辆农用三轮车,浩浩荡荡,准备开往周口市委。当时村里的公共舆论是,每一家必须出一个人前去“革命”,否则,家里死人,大家都不帮他埋。这大概是最严厉的恐吓,迫于这种舆论压力,我妈妈就参加了上访队伍。

这说明在那片教化无存的土地上,坟地仍是最神圣的场所。但是坟说平就平了,说隆就隆了,这大概也是一种“河南性”?我一直尴尬的是,我对坟地缺乏敏感,去上坟时,只能跟着长辈,因为搞不清楚,每一个土堆的下面长眠的是哪一位先人。长辈们不厌其烦地给我讲,那里是祖坟,这儿是太爷,这儿是爷爷,那里是二爷……但到现在,我也记不住他们所居住的方位。虽然曾经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但无法深入了解它,这或许正是我和故乡关系最真实的写照。读高中时,父亲和一位有出息的叔叔(县城做事)都告诫我,能出郸城就出郸城,能出周口就出周口,能走多远就走多远,不要留恋。受这种观念的影响,我和弟弟高考填报志愿,所选一律是外地院校。我到青岛读书,又到北京读书,最后到成都工作,围着河南转了大半圈,而弟弟则从江苏到广东,转了另外一个半圈。几年前,叔叔去世,我回去参加他的葬礼,这是我以成年人的身份第一次参加亲人的葬礼,之前爷爷奶奶的去世,我只是作为哭泣的儿童存在。我帮堂弟撰写了葬礼上的发言稿,在叔叔入土的时候,我挥动铁锹,用黄土慢慢覆盖他的棺材,最终圆成一个坟。这也是我第一次认真打量脚下的黄土。那种土没有黑土和红土肥沃,一旦下雨,路上泥泞无比,尤其是冬天上学,本来冻住的土地在中午变软变粘,常常可以把小孩子的胶鞋粘住,让他动弹不得。我读小学时,也被粘哭过,那时怎么也不会想到,这土其实并不能粘住人。

相比于土的贫瘠和动荡,水的消失就更触目惊心。张老庄如果是在江浙和成都,现在大概已经发展为古镇。1949年以前,它曾是一个有相当规模的寨子,有护城河,护寨墙,还有高高的城楼。这寨墙是用来防土匪的,据祖母说说,寨子被攻破的那天,土匪看到哭泣的儿童,就会把他扔进河里。土匪的夫人很漂亮,骑着马,但是谁多看她两眼,就会被割挖眼睛。这土匪的故事,竟然是我听过的有关这村庄的最美的传说,我听这故事的年纪,城楼早没了,寨墙也只剩下一点点残余,但是围绕这村庄的那条河还在,仍然可以给人幻想。90年代开始,河水开始干涸,夏季随暴雨暴涨,秋季就消失,而到冬天,则一块冰都难以找到。没有河流的故乡,还能否称为故乡?

我的故乡,可以有另外的写法,比如,往北40公里,是鹿邑,那里据传是老子的故乡;往西60公里,是淮阳,那里据传是伏羲的故乡。孔子周游列国,在这附近溜达过,陈胜吴广起义,从这附近经过……但是属于我的故事,却注定是离开。我常想,我的故乡或许不能用“沦陷”来形容,它是被遗忘,或被抛弃了。心理意义上的故乡在我这一代确实终结。一个证据是,延续了数百年的张姓取名方式,姓+辈分+字,这种固定的搭配,到我这一代出现了混乱,和很多伙伴一样,我和弟弟的名字都只有两个字。而再下一代,即使是村里的孩子,也彻底抛弃了那种取名方式,再没有人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我的故乡宣告灭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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