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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年

2016-03-16 19:44:32 来源:西安新闻网--西安晚报 作者:魏英杰

□魏英杰

   2000年春夏之交,我提着个行李箱登上大巴,到省城后转火车直奔北京。这是我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出省界。我告诉别人,坐火车是想好好地欣赏各地风光。实际上,那是因为买不起飞机票。


  一个月之后,我依然奔走在北京城的大街小巷。从挂靠《人民日报》的广告公司,到位于新华社大院地下室的咨询公司,从这家网站到那家贸易公司……最多时,我一天跑五六家单位求职。可是对方看了简历后,要么不屑一顾,要么客气地说“我们会通知你的”。

  上北京前,我在网上写了些酸不拉叽的随笔。善意的网友走过路过,有时会顺便叫声好。说起来,这大概像经过乞丐的身边朝他丢枚钢镚儿一样。当时我显然并不是这么认为的。我的感觉是:“天可怜见,我的才华总算有人赏识!”所以,我拿沈从文先生的一段话鼓励自己——“尽管向更远的地方走去”。

  因此,工作还没有着落,我仍然有闲情逸致地逛了一回故宫,去了一趟北大和颐和园——主要想看一眼王国维先生自尽的地方。在那年的冬季来临之前,我买了张火车票,夹着尾巴逃出了这座大得容不下我的城市。

  * * *

  2000年底,刚回老家不久的我,正儿八经地通过村民选举活动,当选为村委会委员。我发现,这个职务是由民政部门颁发证书的。这本证书可能还放在老家房间的抽屉里,再过五十年不知道会不会成为值钱文物。我在村里主要负责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社会保障等工作,反正只要不来钱的差不多都归我管。许多时候,就是拿个本子到各家工厂、单位里登记流动人口,通知妇女同志们查环查孕,诸如此类。

  当时我心如死灰,觉得这辈子再也没有指望了。我告诉自己:“那么,就这样吧。”所以,我每天除了上班应卯,就是回家上网,继续半失业状态的读书、上网生活。我真的以为,这辈子可以这么平淡地过下去,甚至有点喜欢上这样的生活方式。

  静下心来后,我把每个月大部分工资都拿来买书。在朋友的鼓励下,偶尔也在报纸上发表散文作品。这让我窃喜不已。我告诉村里一个算命先生:如果每月能有上千元稿费,我就心满意足了。

  * * *

  2002年9月,没有任何预兆地,在网上认识的福州女作家艾冬在QQ上问我:“愿意到福州工作吗?”她说的是福州一家报社,在这家报社任职的诗人欧亚正好要到另一家报社去,想推荐一个人来当文化记者。那是我一直做梦而不敢奢望的地方。

  就这样,还没干完一任村委会委员,我又拖着一同去过北京的行李箱到了福州。

  * * *

  2006 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帕慕克的获奖演讲词,谈的是“父亲的手提箱”。今年(2009)的诺奖获得者赫塔·米勒,讲的是“母亲的手帕”。那是曾经给予她写作力量的神秘物品。我想了一下,我的父亲并没有装着手稿的手提箱,我的母亲也不会以“记得带手帕”这种方式来表达她对儿子的关爱。

  父母亲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他们的父母亲以及父母亲的父母亲,当然也都是农民。如果还有什么的话,我能想起来的是父亲挂在墙上的那把洞箫。父亲是个顽固的乐观派。无论风里来雨里去,他都喜欢跑到其他村庄看高甲戏,或者和一帮“弦友”玩“弦管”。据老辈份的见过我爷爷的亲戚说,当年爷爷的扁担上也总挂着一把二胡。

  虽然自己五音不全,但我知道,爷爷的二胡、父亲的洞箫,一定是通过某种秘密的途径影响着我。实际上就是这样,在这辈子里无论你做什么,都能够找到父辈的影子。离开家乡越久,家乡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也越来越清晰地出现在我的眼前,梦里。

  我想我没有机会能像帕慕克那样,对着全世界感谢父亲。我在这里其实想说的是,帕慕克拥有“父亲的手提箱”,而我有电脑。靠着一台连着网络的电脑,我挣脱了父母亲生活一辈子的乡村,先是到福州,然后去了上海,再到杭州定居下来。互联网改变了我,也改变了许许多多像我这样的农村青年。

  这一定也是十年来,发生在许多人身上最为重大的事件。

  * * *

  从这里,你大概已经看到,我讲述的并不仅是一个人的命运。我只是把自己作为标本,告诉你十年来这个时代的一个剖面。大致说来,这是一个农村人奋斗了十年,终于能够“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的故事。

  但,这还不是关于这十年的完整版本。事情是这样的,当我终于可以悠闲地坐在家里喝咖啡,我不仅没有因此感到太多的快乐,反倒发现自己更爱喝在老家泡习惯了的铁观音。这种感觉十分荒谬,或许你也有所体会。

  这种荒谬感肯定有着它的根源。归结起来,这应该是一种深深的失落感所致。

  有人把这种失落感称作故乡的沦陷,并且断言“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是的,当你坐在城市里回望家乡,那片土地已不再是当初模样。比如在我的老家,昔日的稻米田变成了工业区,布满青翠林木的后山变成了大学新区,连村子都被从中剖出一条学生街——村里的老人每天晚上守在餐饮店门口,等着捡瓶子。

  我们得到了什么,我们失去了什么,这笔账已经不那么容易算清楚了。我只知道:我们这一代人注定是过渡性的群体,在城市化的进程中拼了命地想摘掉农民的标签,为的就是让下一代人安稳地生活在城市里。我们这一代人注定是无根浮萍,从农村挤进城市,然后在城市里遥望故乡,潸然泪下。

  这是一个时代的命题,无论你愿意不愿意,都必须去面对,并选择自己的那一份答案。

  摘自《书山寻路》,魏英杰/著,九州出版社201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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